试解中国近代科学滞后之谜

　　中国作为罗盘、火药、纸张和印刷术这四大发明的发源地，对人类的巨大贡献是毫无疑问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当代物理大师杨振宁教授便指出，科学史家都普遍同意，公元1400年以前，科技转让主要是由中国传向欧洲。事实上就科学发明而言，中国人还是一个早慧的民族。

　　但近代的科学革命不发生在中国而是出现在欧洲，却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从上一个世纪以来便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更穷数十年之力，孜孜于为这个问题寻找答案。

　　李约瑟经过了许多年的观察后，先后提出了一系列的结论。他之前曾经认为，中国近代缺乏经济资源，无法为科学研究提供资本。他的研究成果，已陆续出版成皇皇七大卷28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国在近代科学革命缺席之谜，也被人称为“李约瑟难题”。但是他的最后结论，却直到他逝世八年后，才在2003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七卷第一册中提供答案。

封建官僚制度是一大因素

　　李约瑟的最后结论是，中国科学滞后的症结在于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官僚制度。这个制度的最高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人身上。其正面效应是朝廷通过科举取士，便能聚天下英才为国家效力；负面效应是权力过度集中，制度陈陈相因，新的观念不易为社会所接受，而相对保守的气氛却无法构成一个鼓励技术开发的竞争环境。可是反观以贵族封建体系为主的欧洲，自16世纪以来便因城邦之间相互竞争，为技术开发创造了优异的条件，促使科学革命在西方萌芽。

　　当然，李约瑟的答案，应该不是唯一的答案。中国近代无论是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有本身的局限，造成科技落伍的理由肯定不只一端。杨振宁便曾经提出了五个原因：

　　一、中国的传统是入世而不是出世的，所以比较注重实际，而不注重抽象的理论架构；

　　二、中国的科举制度不利于科学的发展；

　　三、中国人的普遍观念是技术不重要，认为是“奇技淫巧”；
　　四、中国传统的思维是以归纳法为主，缺乏推演式的思维方法，而两者都是近代科学不可或缺的基本思维方式；

　　五、《易经》所阐扬的“天人合一”观念，阻碍了人们的科学思维。

　　他也在《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指出，自明朝徐光启在1607年翻译半部《几何原本》为中文，将西方逻辑思维方式介绍到中国之后的250年，近代科学已经在欧洲诞生了，工业革命也开始了，欧洲殖民扩张政策也到达顶峰，然而，“这些年间中国依然停滞不前。

　　那些阻碍中国萌生近代科学的多种原因仍然存在：缺乏独立的中产阶层，学问就只是人文哲学的观念，教育制度里缺匮‘自然哲学’这一项，束缚人们思想的科举制度，以及缺少准确的逻辑推理的传统，凡此种种都没有因为耶稣会传教士引入了少许西方思想而有所改变。”

缺乏商业的推动力量

　　他认为，即使直到20世纪的首50年，近代科学的精神与内容已急速传入中国，为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渗入的程度依然不够，原因是：

　　一、涉及科学的人数仍然不多；

　　二、涉及科学的层面仍然不多；

　　三、缺乏工业基础支持研究与发展；

　　四、连年的战祸，不能为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任之恭教授则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中国的科学技术许多个世纪都非常卓越，直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才停滞不前，“其原因可能同封建社会结构和儒家信仰的保守性有关。”

　　上月，麻省理工学院退休教授黄克孙博士来新，我有机会同他长谈，关于近代科学的种子未在中国萌芽问题，他的答案是中国自郑和下西洋之后的近500年间，基本上缺乏商业的推动力量，无法为科学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

　　黄克孙的观察非常值得重视。他指出，明朝初年郑和下西洋时，中国已拥有全球最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然而，中国却无意同其他国家发展商贸，也不像欧洲国家那样致力于争取海上霸权，作为到海外开发殖民地的资本。

　　恰恰相反的是，中国甚至实施海禁，断绝了同西方的交往，也错过了开发商业文化的良好机遇。

　　他的这一观察，说明科学的发展同商业利益息息相关。如果缺乏商业利益，便没有人愿意在科技方面作出投资，当然就不会有科学发展可言。

　　如果缺乏商业的诱因，西班牙国王便不可能支持哥伦布四度横渡大西洋，让他有机会发现新大陆。缺乏这种原动力，西方国家也不会用心于改良火药技术，从而壮大军事力量，将历史推向殖民地的时代。似此种种，都说明商业因素是发展科技所不能缺少的条件。

　　不过，无论是李约瑟、杨振宁、任之恭或黄克孙，都不约而同的对中国现代的科学发展充满信心。杨振宁便说：“我的结论是，到了21世纪中叶，中国极可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

　　随着中国在宇航科技方面突发猛进，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科学研究在中国受到高度重视，中国过去科技落伍的诸多因素将会一扫而空。一个科学的盛世即将在中国发生，这还是有高度可能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