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过去被很多人忽略的数字，不久前却在中国媒体和舆论界引起震动：目前常驻中国的韩国人数量已经达到了70万。而在这些人中，除留学生外，以韩商或韩商家属身份来到中国的人占据了大半江山，他们形成了目前中国最大的外商群体。他们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以“集团军”方式投资中国，在中国近20年的淘金生涯中，打拼、收获、安居、乐业。如今，他们又面临着新的选择韩商全面进军中国
韩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基本上成了韩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动力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我们会在中国一直做下去，明年北京奥运会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已在中国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朴根太看上去信心十足。这位1984年即以大宇集团中国区总裁身份进驻中国香港的韩国商人，现在是韩国希杰集团中国本社总裁。“当年大宇选择我常驻北京看重的是我的香港工作经验，现在加盟希杰，他们更在意我对中国市场的熟悉和了解。”
中国工作背景、中国市场打拼经验，正越来越成为今天韩国企业遴选人才的重要参考。“由于大量韩商在中国发展，汉语现在已经成了英语之后韩国人最重要的外语了。”5月11日，韩国驻华使馆经济公使申凤吉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目前在华的韩国投资企业有4.3万多家，累计投资额超过了350亿美元。而这些数字背后，则是数十万韩国商人在中国市场十几年如一日地南征北战。
韩商正在不断融入中国社会。图为哈尔滨中央大街，身着传统服饰的韩国商人和韩国留学生在进行巡游表演。本报资料图
加速融入中国社会
2004年10月，金永镐是一个人孤零零地来到中国的，而5月10日接受本报采访时，身为浙江舟山一家医疗器械公司支社长的他表示，自己去年就结婚了，新娘是一个中国女孩。“我最先见到的是她的爸爸和妈妈，因为是同行，开会时经常见面，后来他们就把女儿嫁给了我。”
与金永镐相比，来中国更久的朴根太说起中文来几乎听不出是外国人。在位于北京鹏润大厦32层的公司会议室里，这位身材高大的总裁与记者谈笑风生，曾在香港、广州、上海、北京等四个城市各生活若干年的他，深谙中国社交之道。“先做朋友，再做生意。”朴根太将这套中国式哲学运用得恰到好处，同时也以此要求自己的员工。
除了个人逐渐适应习惯中国的生活外，韩商还积极投身中国的公益事业中。三星、LG等企业都在中国多个大学设立了奖学金，与一些村庄缔结友好关系，朴根太的公司每周都会为北京的几家孤儿院、养老院送食物。此外，韩商捐建希望小学、集体组织捡垃圾等报道都不时见诸报端。
“这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事实证明，韩商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对其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位经济学者表示，这也是韩商与其他外资企业的一个不同点，而他们的这种行为不管是出于公关目的还是其他想法，客观上都提升了韩商在中国的整体形象。
韩国经济“体外发动机”
从1992年中韩建交至今，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有数据显示，去年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1300亿美元，相当于15年前的26倍。已旅居韩国多年的中国媒体人元涛注意到，今年4月1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抵达首尔后，首先到访的不是青瓦台，而是韩国SK集团，当时温总理还试用TD-SCDMA视频手机和在北京的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通了电话。
“这是总理对中韩贸易交流的充分肯定，也给到中国发展的韩国企业吃了一颗定心丸。”元涛表示：“很多韩国企业现在都把工厂建在了中国，中国市场其实已经成了韩国经济的一个体外发动机。”
申凤吉也如是告诉《国际先驱导报》：“韩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基本上成了韩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动力。”对外投资刺激了韩国出口贸易，而一些在韩国国内受到局限的企业，到中国后也“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活路”。
目前，韩商拓展海外市场规模最大的目的地国是中国，而中国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也是韩国。“韩商开辟了市场，反过来也促进了中国GDP的增长。”中国社科院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敦球说。
为什么是韩商
那么一个问题随之而来：中国作为全球最具成长性的大市场，来此投资的外国企业多如牛毛，抢滩中国是几乎全世界各大企业的共识，但为什么脱颖而出的不是欧美和日本企业，而是韩商呢？
“对韩国一些中小企业来说，选择到中国正好符合他们的实力。”李敦球指出，而且日本企业的投资重点其实不是在中国，而是主要面向西方发达国家，这就造成了韩商在中国一枝独秀的局面。
从另一方面看，中韩两国在地理上的接近和文化上的相似性，也把欧美国家“比了下去”。中国韩国商会常务副会长金钟宅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反复强调，韩国到中国的飞行距离不到两个小时，而随着往来的频繁，韩国商人很容易发现中国的市场机会。一些韩国商人已经把青岛、威海这样一些中国沿海城市看成是“邻居”。在此背景下，精明的韩国商人不仅把触角伸向高科技领域，美容美发、工艺品、餐饮等行业，也都能看到韩国商人忙碌的身影。
在金钟宅看来，中韩两国老百姓两千多年来的密切交流，也给今天的频繁沟通做了铺垫，“我个人觉得，现在这种密切的交流至少要持续数十年以上。”金钟宅表示，这让韩商很容易如鱼得水，适应中国市场要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商人快得多。
除此之外，中国人对韩商的好感度较其他国家更高也是不能忽略的原因之一。“在文化传统上，他们洋人的想法和中国不一样，但我们韩国人的文化基本上和中国是相通的。”希杰集团总裁朴根太告诉《国际先驱导报》：“韩国企业都很认真，而且是真心和中国人做朋友。”
商会牵头，抱团作战
与中国企业在海外喜欢单打独斗或者有时面和心不和相比，韩商在中国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中国韩国商会，这个成立于1993年的机构本部设在北京，还在中国其他36个地方设有地方商会。据《国际先驱导报》了解，韩国商会已经成了韩商在华投资的强力后盾，每当有韩商在中国投资前，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到商会咨询相关信息，评估风险。
“我们每天都会通过电子邮件给会员企业提供中国经济信息以及法律等政策方面的支持，同时通过地方商会，把韩商在投资方面遇到的问题反映给中国有关部门，促进解决问题。”金钟宅表示，分享经验，规避风险，同时替在华韩商向地方政府反映问题和争取支持，是韩国商会的几项主要职能。
对于这一点，金永镐感同身受。刚到中国时，金永镐语言不通，也不熟悉中国的基本情况，就从地方韩国商会那里获得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金永镐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历经反复，面临拐点
“一位韩国朋友在早些年去过中国后曾告诉我，那里真的到处都是机会啊！”元涛讲起这段往事，不禁笑了起来。
用朴根太的话说，那是设想着“每个中国人买一支笔就能卖出13亿支”的时代，“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了，13亿人，可能有购买名牌笔能力的只有6000万左右，所以不能盲目想当然。”
事实上，真正追溯韩商1949年后在进入中国的历史，应该比中韩建交还要早很多。李敦球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早在1992年之前，以中国山东省为代表的地方即开始与韩国进行民间贸易，“韩国的中小企业胆子比较大，两国没建交就在山东进行了一定规模的投资”，这也成为后来推动两国建交的一个加速器。
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后，韩国企业开始大规模登陆中国，三星、LG等大企业纷纷在中国投资设厂，中国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市场和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热情，让韩商颇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与此同时，那个阶段也是韩国中小企业到中国开展加工贸易的黄金时期，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中国焕发了生机。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韩国对华投资呈现了递减趋势，直到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韩国企业又掀起了到中国投资的热潮。”申凤吉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到了2007年，韩商或许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拐点。3月16日，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高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草案）》，至此，外资企业独享税收优惠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这对韩商在中国的发展造成影响是必然的。”李敦球对《国际先驱导报》分析道，那些技术含量不高的中小韩资企业遭淘汰其实是一个必然趋势，也符合中国利用外资进入新阶段的客观现实。
在华韩商走在十字路口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国伟大思想家孟子的这句警世名言在韩商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4.3万家企业，350亿美元的投资额，数十万人在中国打拼，这些数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繁荣、兴旺、乐观”等积极的词汇。但在《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与韩国驻华使馆经济公使申凤吉和驻华韩国商会常务副会长金钟宅的交流中却能明显感觉到，忧患意识似乎正在韩商中间弥漫。
“到目前为止，韩国企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成功，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今后韩国企业却只能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申凤吉公使这样说道。
中小韩商考虑转投他国
在金钟宅看来，一般中国人印象中的韩商都是比较成功的例子，其中这些成功企业大多是大型企业，而实际上，80%到中国投资的韩商都是中小企业，他们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很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
“中小企业失败的例子，其实比比皆是。”金钟宅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在中国投资的韩国企业中，大概有三分之一创造不出利润，这些企业要么倒闭，要么就又回到了韩国。
这种观点得到了韩国驻华使馆经济公使申凤吉的认同。申凤吉认为，中国内外资企业统一税率后，对韩国中小企业的影响会“相当大”。
“三星等大企业对此尚有承受的能力，不过一些中小企业因为享受不到优惠政策，在和本土企业竞争时可能就处于不利的状态。”申凤吉称，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在提高，一些在华韩国中小企业现在大都有转投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意向。
慎言“超越台商”
在中国大陆市场，台商是一个相对特殊的角色，目前在大陆常住台商共有100万人。而针对韩商和台商的实力对比，有专家表示韩商的投资在大陆迟早会超越台商。
“韩商赶超台商是个必然趋势，而且不用很长时间就能超越台商。”中国社科院韩国研究所研究员李敦球对韩商的未来非常看好，他认为，不仅韩国经济实力要超越中国台湾很多，而且台湾作为一个地区，产业结构并不规范，“同韩国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申凤吉和金钟宅却并不认同这个大胆的预言。“中国台湾比韩国对大陆的投资早，而且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毕竟是特殊的关系，所以无论是与韩商还是其他国家企业相比，台商的优势都是显而易见的。”申凤吉说。
“生存危机感时时存在”
谨慎有加，小心翼翼，这是谈到韩商在华现状时，韩国商会负责人和其他采访对象表现出的普遍心态。
“韩商在中国的生存危机感应该是时时存在的。”金钟宅告诉《国际先驱导报》，随着中国企业所得税率的统一和新的劳动合同法即将出台，再加上劳动力资源不再廉价，这都使韩商必须面对中国市场逐步规范化的“拐点”，投资结构的调整就在所难免，“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其他国家资本竞相涌入中国，也对韩商在华的下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不少居世界500强的企业都开始在中国投资，而且中国国内企业技术水平进步也相当快，技术和价格的竞争必将越来越激烈。”申凤吉公使表示，作为外资企业，多数韩商在中国市场的生存和发展要比中国本土企业难度大得多。
“对韩商今后在中国的发展，您个人乐观吗？”
“今后是否会继续持续过去15年里的快速发展，我还是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与申凤吉的这个答案相比，金钟宅的回答更加耐人寻味：“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这辈子不再与中国分开”
——一位韩商元老自述在华商道旅程
作为第一批来华韩商中的一员，朴镛熙在中国的创业和经营历程，可以说是在华韩商的一个“缩影”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梁辉发自北京 “要是当时公司总部答应让我回国，那就不可能有现在在中国的事业，更不可能拥有这份浓浓的中国情了。”韩国商人朴镛熙日前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为自己选择留在中国感到万分庆幸和高兴。
在中国摸爬滚打近20年的朴镛熙，目前已在北京创立了自己的公司，从事地板采暖的开发与销售。
怀着矛盾心情来到中国
198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后，韩国经济跃上发展快车道。当时在LG公司任职的朴镛熙正值年富力强，准备放开手脚在国内“大干一场”。可出乎意料的是，公司安排他前往中国开拓市场。
“当时自己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韩国当时媒体报道中描绘的图景是，中国虽然进行了改革开放，但还是比较落后，在中国生活还很不方便。” 朴镛熙说，当时很不情愿来中国，因为派驻国外后，升迁的机会比留在总部要少得多，何况是派到“贫穷”的中国来“吃苦”。
1988年10月13日，朴镛熙还是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来到北京。“当时北京的街头，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人很多，很多地方还不通公交车，出门办事花在路上的时间不少。”朴镛熙说：“现在中国的政府、银行服务态度非常好。刚来北京的那个时候，可不是这个样子，在韩国一个电话能够办到的事，在中国非得跑一趟不可，还不一定能找到管事的领导。”
不过，让朴镛熙略感骄傲的是，他是第一批由企业派遣来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韩国人。他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我是来中国内地淘金的韩国人中的元老级人物了。”
邓小平“猫论”坚定留下决心
“有思念家乡的时候，有段时间特别想回国。” 朴镛熙曾经向总部领导口头申请过，但没有得到答复。如今，他庆幸自己留下来了：“要是那时真回国并不再过来的话，那今天我们就不可能在这里认识了。”
他说，让自己下定决心留下来的，还是邓小平的那句话——“不管白猫黑猫，会抓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的“猫论”让朴镛熙兴奋不已，他敏锐地察觉到，中国将继续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开放。“这对自己、公司以及韩国都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当时，LG公司与中国两家企业成立合资公司，他担任韩方的总经理，负责了解、熟悉中国市场，为公司以后大规模投资做准备。1992年，中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LG公司随即加大了对中国市场的投资，他工作的压力和挑战也陡然增大。不过，“正是在中国的这段工作经历，自己学到很多企业管理的知识和经验，尤其是熟悉了如何跟中国的企业以及政府部门打交道，奠定了自己事业的基础。”
让朴镛熙继续留在中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中国同事结下的深厚友谊。回忆当时的情景，朴镛熙的语气显得有些激动，1989年，公司总部曾一度要把他召回韩国，而当时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一位姓周的中国工程师给他送来一壶白酒饯行，两人一边喝酒一边流着眼泪。“那个时代跟中国同事的友谊永远都不会忘记。”
“最美好的时光留在了中国”
30岁来到中国，一晃过去了近20年。朴镛熙与许多中国人一样，享受到了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种种机遇和成果。2005年，朴镛熙依托在中国的积累，在北京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并在地板采暖市场崭露头角。
“最重要、最美好的时光留在了中国，自己的经验以及人脉关系也都在中国，自己这辈子是不可能再与中国分开了。”朴镛熙如是阐述他的中国情结。其实不仅朴镛熙的事业与中国分不开，他的家庭亦然。1989年，朴镛熙的妻子、女儿来到北京，那年儿子也在北京出生了。目前，他的儿子在北京一所中学读书，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朴镛熙很自豪地说：“自己儿子应该是中国解放后在北京出生的第一个韩国人。”他的朋友甚至建议他去为儿子申请北京市的荣誉市民。
“没有在中国的经历，就没有现在的自己。”朴镛熙在中国度过了青年和中年，他自己在中国的事业也经历了一个从“白手起家”到拥有自己的“一番天地”。老一代韩商与中国改革开放齐头并进，见证了中国大地的经济、社会巨变，享受了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和成果；跟随而至的新一代韩商，将同样见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并享受到中国和平崛起带来的红利。
身在异乡感受“成长的烦恼”
闯荡在中国、拼搏在中国，不是件容易的事，“想说爱你不容易”是一些韩商心中的感慨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梁辉发自北京 对于“背井离乡”来中国淘金的韩商来说，闯荡在中国、拼搏在中国，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个中滋味也只有他们自己才有切肤感受。
真正融入中国社会很难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尤其是对初来乍到的韩商，面对不同文化背景、思维模式和办事习惯的中国社会，他们在中国遭遇了“成长的烦恼”。
来中国已经19年的韩商朴镛熙的体会最深。一次，他去北京王府井的一家书店购买地图，当要求服务员取一幅先看看时遭到拒绝。服务员告诉他，要买下才能看。因急着用，他不得不掏钱买下来；然后，再到另外一家书店购买一幅。“担心地图有错误，所以买两幅来比较，发现没问题后才放心。”
在北京望京新城医院担任行政院长的黄仁元，中韩两国建交后的第二年来到中国，一直在北京学习中医。在韩国曾是高中韩文教师的他，现在转行做了医生。从说话语气到举手投足，黄仁元身上的“韩味”已经很难被察觉到。但谈到在北京生活遇到的烦恼时，他还是强调自己曾跟银行、派出所“吵过几次架”。他抱怨说：“他们的工作效率不高，并且还有些官僚作风，让人难以忍受。”
“在中国韩国人会”的秘书长朴先生觉得，中国是一个很讲人情的国家，人际关系纵横交错，外国人要真正融入进来还是很难，“我们大多数的人际交往还是局限于韩国人的圈子。”
不愿孩子进“韩国学生班”
孩子教育问题也是那些长期呆在中国的韩商要面对的问题之一。
卞中和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读初二，13岁的他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跟普通的中国孩子一样，穿同样的校服，学同样的知识，乐悠悠地享受在北京的生活。然而，他的父亲卞相臣却另有想法。
“韩国学生一般都集中在一个班上课，跟中国学生接触的机会比较少，这不利于韩国学生融入到中国学生中去，不利于韩国学生学习中文，学到的知识也会有差距。”卞相臣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他一直希望自己孩子能跟中国孩子呆在一个课堂上课。他说，卞中和现在一学年的学费要5万元人民币，而在韩国孩子的义务教育基本上不需要家庭掏钱。“曾经打算把孩子送回韩国读书，但毕竟家安在中国了。”
据黄仁元介绍，在北京的韩国小孩读中小学的学费少的一年要3万元人民币，贵的则七八万元，快赶上韩国的大学学费了。
朴镛熙则已经把女儿送回韩国犁花女子大学就读了。他说，女儿在北京接受教育时，辗转就读过好几所学校，每到一个新环境，女儿都要花上一段时间来适应。“作为韩国人，还是必须回国接受自己的文化教育，韩国人的本色不能丢。”
看病贵，看病难
“看病难、看病贵”是中国老百姓的心头痛，而对于在中国生活的普通韩国人来说，他们也有同样的感慨。
黄仁元所工作的望京新城医院有三分之一的就诊者是韩国人。黄仁元介绍，在韩国几乎人人都有医疗保险，去医院看个感冒一般不会超过100元人民币，但在中国花上两三百元是很常见的。所以韩国人一旦遇上大病，大多飞回韩国治疗。在中国韩国人会秘书长朴先生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虽然中国的医疗机构在技术水平上很不错，但由于语言沟通、医院的治疗环境、医疗服务以及医疗保障等方面的一些不方便，韩商在中国看病还是存在一些困难。
“身处异乡为异客”，很多在中国生活的韩国人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触。但当你走在北京的望京新城、青岛的海尔路或是中国其他城市的韩国人聚集区，看到街头比比皆是的跆拳道馆、韩国烧烤店，满眼的韩文招牌，让中国人反倒有身处“异乡”的感觉。然而，对于真正身处异乡的韩国人来说，“聚居区”或许是他们摆脱“异客”情绪、抵制“烦恼”的一种写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