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肉抢帽、黑马抬轿、跳水套牢

　　中国股市沪市综合指数前天收盘时大挫6.5％，因为中国财政部此前宣布调高印花税率，不过，股市在下降到日低4015.512点后反弹，至4053.088点收市。分析员指出，市场人气颇受打击。或许，新股民正面对一场全新考验。

　　此前，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涌入股市开立账户成为新股民，但却全然不懂传统分析股票价值的各种方法。相反，他们迅速学会了股市中的各种术语和行话。

　　比如，“妖股”是指高风险的股票，“黑马”是超出预期的股票，低价买进股票然后等到价格上涨时卖出，是“抢帽子”，股票下跌时卖出，以避免更严重的亏损，是“割肉”。认为一点小道消息会抬高股票价格而买进，称之为“抬轿子”。

　　不久前一位基金经理被指称操纵市场被辞退，网站上将这类人称之为建老鼠仓的“老鼠”，也指内幕交易者。

　　除了国际市场所熟悉的“牛市”和“熊市”之外，甚至还有一个名词可用来定义当前的市场热潮——既不是“牛市”，也不是“熊市”，而是“鹿市”，指大批业余短线投机客引发的无规则波动的市场。在这些短线客的推动下，中国股市继去年上涨130％后，今年又上涨了52％。

　　虽然中国不久前宣布加息，以求为市场降温，但散户投资者根本不理睬政府发出的信息，平均每日新开股票交易账户仍达到30万个左右，在本周总户数已经破一亿。

上海缺“阿姨”　

“阿姨”炒股去

　　短线交易的活跃，在上海引发了一些出人意料的结果，一些家庭饭碗没人洗、衬衫没人熨、地板没人擦。近几周来，上海的“阿姨”出现了短缺，原因是她们发现股市的收益更高。（“阿姨”指的是在中产阶级家庭帮助做家务的人。）

　　据《金融时报》报道，经营一家“阿姨”中介公司的盛民（Sheng Min，译音）表示，因为股市火爆，他的公司从4月份开始就很难招到新的家庭帮工，而目前登记在册的“阿姨”数量也比过去少了50％。
　　就如张蔚，通常她在上午，会在上海的几户人家帮工，但在过去几周，她每天下午都去虹口区的一个证券公司。她说：“上个月，我有近一半的薪水来自股市投资。”

　　针对新出现的短线客，上周有人在拍卖网站淘宝网（Taobao）上登出了一则广告，以每份人民币100元（19新元）的价钱，出售有医生签名的一个月病假证明。这则广告后来被撤掉了。

“死猫反弹”最可怕

　　尽管中国股市一段时间以来几乎所只涨不跌，但在政府频频出招为股市降温下，股民心中还是有面对股市下跌准备的。有句俗语——“猫有九命”，意思是说猫的生命力很强，比如，猫从高楼上掉下来大抵是摔不死的。不管“猫有九命”的说法能否被大众接受，但很多股民却知道，“死猫反弹”挺可怕。

　　“死猫反弹”，或者更形象一点——“死猫诈尸”，指的是“股价在长期下跌后，短时间内迅速反弹，然后继续下跌的情况”。

　　中国网站上有一篇报道，用“披着牛市外衣的熊市”的说法，恰切地道出了“死猫反弹”的深意。

　　股市在连续暴跌后，如若反弹过猛就如回光返照。投资者这时得小心了，千万别头脑一热开户下海，否则，一旦被套牢，死猫反弹会让您哭都来不及。

　　中国股市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行话，如“踏空”是指投资者因看淡后市，卖股票后，该股价却一路上扬，或未能及时买入，因而未能赚得利润。“跳水”是指股价迅速下滑，幅度很大，超过前一交易日的最低价很多。“阴跌”指股价进一步退两步，缓慢下滑的情况，如阴雨连绵，长期不止。

北京叙事

　　北京学的建构，正是奠基在老北京城和新北京城的交替之上，那是800年的积累与出清，说不定也是当代北京文人集体记忆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复述，七舌八嘴，一次讲完。全部老东西，终将在2008年以后的现代北京生活里，彻底消失，或变形。他们心中有数。

1

　　往往在帝王将相的叙事里，才看见最完整又最不完整的北京。

　　好像除了历史的阳计与阴谋，它就扯不上别的事，永远是一箩筐的奸臣一箩筐的书生，以及跑跑龙套的侠客，大伙儿的戏份全都离不开由胡同与胡同串起的豪门大宅。我们最熟悉的，并非中国历史或文学史课本里的北京，而是在古装连续剧里头，反反复复出现，却又零零碎碎，塞满长袍马挂的大清京城。我喜欢坐在斜斜的沙发上，用目测方式，草草丈量历史的宽度；再任凭文字的尺蠖挟持着瘦小的想象，一拃一拃，细述老朽的胡同。胡同尽处，不时闪过我期待已久的，雍正深邃而忧郁的眼神……

　　即便是最微观的街景，也找不回肃穆的京城。

　　多年以来，北京一直是个陈旧又霸气的文化符号，读它的时候不曾感动，也没有专程造访的念头。由于研究上的需要，我必须常常读到它，“北京”，一个被无数文人学者从书里喊出来的词，低沉浑厚，在书房里回荡不止。是的，它可以被论述得非常完整，属于它或不属于它的事物，全塞了进去，饲养成一头文化想象的巨兽，有着饕餮的肚量。作为一座现代中国的大城市，北京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形象远不及上海，十里洋场经过现代小说和影视传媒的渲染，魅力早已超过紧闭的天子深宫。

　　这座历史学者爱不忍释的京城，一直安安分分扮演着3000年古城、800年帝都的角色，展露出前现代的雍容大度，不争宠，不躁进，老神在在地俯瞰天下的大势。以天下百姓为刍狗的大势。

2.1

　　800年的荣光居然没有酿制出“北京学”，北大陈平原教授在1994年的一篇散文中谈到它的时候，连雏型都算不上。早已熟透，却怎么炒也热不起来的北京学，除了地方政府和学术组织不落力，北京学者的观念才是关键。上海人谈“上海文化”，广东人谈“岭南文化”，但北京人更愿意谈“中国文化”。正是这种以中国文化代表自居的心态，使得北京学者目光远大，不屑降级从事区域文化的研究。陈平原是这么认为的。也说得有理。

　　表面上十分辽阔的天下视野，却导致某些地方性知识或小历史的散轶。长期驻守京畿，习惯在国家政权与学术的中心点思考的北京学者，在强加自己的大中华史观予地方史的时候，恐怕也忽略了北京的地方性特质，以及城市的文化结构。对他们而言，北京即是天下。失去差异性的对照，北京本身的文化特色和价值自然被掩埋起来。当我们自以为读到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化史，其实，它并不完整。
　　完整，有时会是一场恶梦。

　　恶梦，有时会让一些事物变得比原来更完整。

　　完整的天下，是北京政权的梦想，地方政权的梦魇。

　　拥有史上最严谨城池结构的北京城，却无法完完整整地楦进，努力适应工业文明的中国现代史。一场剧烈的市容变革，发生在1950年代初期。

　　我只能透过某些文人的北京叙述来揣想，当年肩负首都改造大计的梁思成，如何面对十面埋伏的军头政客，在护城同时，他务必决解政府部会间的公务传输，现代城市的动线连结，政治庆典的场地需求，以及五花八门的便民理由。王城建筑的核心理念是防守，充分发挥出迷宫效应的迂回廊道，毫不人性化的院落设计，最大目的就是对外来者产生障碍，完全违背现代城市所讲求的高效率动线。这些他知道。古建筑的壮丽线条，一旦被破坏就永远失去，再也仿制不出原味来。这些他也知道。关于王城改建的种种，别人想过或没想过的一切，他都知道。受困在鱼与熊掌之间的梁思成，最后提出按照中国院落原则，在月坛以西，到公主坟以东的地区，另筑新城（行政中心）的方案。此案如果被接受，我们将有幸看到完整的老京城，在箭楼下遥想康雍乾盛世的轮廓。

　　梁思成学的是建筑，不是治天下的大业，能够看出碍手碍脚的城墙在百年后的价值，已经难得。除了毛泽东，又有谁能在胸臆中预演壮丽的百万军仪？以及波澜壮阔的百万红潮？一介书生的心思，岂能满足一代枭雄的鸿图。除了故宫，老北京所有的城墙统统得拆除掉，原本预计要花上百年的大工程（光是清运废建材就得花上83年），结果只用了10余年便竣工。清得干干净净，仿佛那些城墙从未存在过。如今，只能在祝勇《北京：中轴线上的城市》、王军《城记》、邱阳《人文北京：千年古都的城市地图》，或梁思成的著作里读到完整的帝都王城。

　　我曾在一天之内，在紫禁城内外步行了30公里，从日出到日落，几度穿越中轴线，几度踏过被拆除的城墙和城楼旧址，完全感受不到老北京如烟消散的身世。当我走过淡淡的灰色调，柔和、宁静的北兵司马胡同，是有那么一刹那，很短很短的刹那，在摄氏10度的冬阳筛过的老树下，被三两个落伍行业的叫卖声，带入虚幻的情境，宛如档案照片里的老北京。

　　档案照片里节节败退的梁思成，和旧楼城，让我想起《封神演义》。

　　现代文明支解的城楼，和故事里阵亡的大将，全部登录在封神榜上。

　第二次巨大的变革，应该是从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开始的。

　　为了向世界展现一个真正现代化都市，各种以国际形象、国际能见度、旅游业、房地产商机为首要考量的都市更新计划，大规模地汰除老北京的传统文化和建筑遗产。国际化的转机，同时带来地方文化消失的危机。在双重的冲击之下，北京文人和传媒开始正视这座都市，他们终于察觉到在现代化建设中迅速消失的一切，都具有无法还原或复制的价值。一直热不起来的北京学在千禧年后，蔚为大观，以18岁的精力和兴致，向国内外的读者推销800年的“京味儿”和“消失的京城”。

　　于是乎，一则又一则的老故事细说从头──梁思成的远见和忧虑，再度进入当代文人的娓娓叙述；大清朝的王爷名将奸臣全活了过来，回到已成观光景点的大宅；街头巷尾的小吃，纷纷向自个儿的料理谱系归队……那些北京市民早已陌生或遗弃的，前现代的旧事物，一一贴上黑白相间的价格条码。

　　价格条码，实为现代版的召魂符咒，它令历史的幽灵在大张旗鼓的挽救行动与心理缺憾中，猛然醒来，尽管尸骨不在。我们只能乐观的期待，让过去的内容跟未来的构想在不同的文本里交会，必能交会出一座后现代的老北京。像新旧融合得天衣无缝的巴黎。

　　这会是一场美梦，还是恶梦？

3.1

　　1960年林海音写下《城南旧事》，“城南”遂成为40年来台港及海外华文读者最重要的北京印象。

　　这部自传体小说在台湾长畅数十年不说，在中国改拍成电影之后居然拿下1985年的金鸡奖，真够神气。近几年随着北京热，中国书市先后出现了图文并茂的绘本版、新编版、纪念珍藏版的《城南旧事》，好像提到“城南”就非得回忆几则旧事，否则就逊掉了。如此这般，“城南”被回锅煎炒煮炸了几年之后，又端上一道萧复兴的《蓝调城南》。他以报道文学的工笔技巧，为那些到过和没到过城南的眼睛，述说数十处值得缅怀的城南店铺、胡同和掌故。仿佛城南便是他家后院，熟得很。

　　钜细靡遗的叙述，要是少了动人的故事，少了追忆逝水年华的情怀，就不再是令人回味不已的“城南”。它只是空间意义上的城南。

　　我总算明白，《城南旧事》被流传被珍藏的因素。
　　眼下正红火的北京学，当然少不了京味文化的书写，其中又以刘一达以京腔、京味、京韵，来反映民俗风情的“胡同风”系列，以及描述北京人的精气神儿与各种玩艺儿绝活的“京味儿”系列，最为受欢迎。可惜很多事物都是过去式的了，能够用来对照或印证的，唯有1982年改拍成电影的《茶馆》了。天子脚下，连乞丐都比外地人高贵，语言中惯用的“爷”字，让京城里的市井百姓有了不一样的文化质感。每个带把的，都是爷。少了“爷”字，就够不上“京味儿”了。这种走火入魔的“京味儿”书写，很快流行开来，往北京大书店里一逛，随时碰上大半个书架。

3.2

　　从表面上看，这股北京学的书市热潮，确实有那么一群文人在津津回味着老北京引以为傲的风土玩艺儿，天子脚下的京味儿；胡同里的官商文人掌故，以及800年古都不可一世的风华，背后却暴露了很大的一个危机──那毕竟是一座已消逝或消逝中的老北京。

　　怪不得《北京的前世今生》的作者洪烛，会有这么一番感慨：“在北京，当地人有句流行语：‘找不着北。’大意指摸不着头脑或迷失了方向。我想说的是：我找不着的是北京。明明身在北京，我却找不着北京了。……北京仿佛有两个：一个是往事里的，一个是现实中的──共同构成它的黑夜和白昼，它的梦和它的醒，它的传统和它的叛逆。用俗话来说，这就是老北京和新北京。”

　　北京学的建构，正是奠基在老北京城和新北京城的交替之上，那是800年的积累与出清，说不定也是当代北京文人集体记忆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复述，七舌八嘴，一次讲完。全部老东西，终将在2008年以后的现代北京生活里，彻底消失，或变形。他们心中有数。

　　姑且不论这些五花八门、图文并茂的北京叙述，非常明确地拓展出一条以散文和杂文为主要书写样式的道路。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大众阅读市场已经被满山满谷的图片宠坏，连文学史专著都得配上丰富的插图，根本不管是否有实质的作用，反正非插不可。

　　就我这十几年来研究都市文学的一些小小心得，要把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说清楚讲明白，诗最不管用。语言形式上门槛重重，下笔老是瞻前顾后的新诗，绝对成不了纪实文学的首选媒介。随笔式的杂文最管用，无需太在意结构和笔触，东拈拈西切切，没什么东西不可下锅的，也因此装下最多的信息。此外，更能因应市场需求而迅速成书。这一点，连散文也比不上，但（都市）散文胜在耐嚼，像夜市里刚烤好的尤鱼干，令臼齿欣喜若狂，回味再三。

　　为了有效叙述京城的都市发展史脉络，以及各府各铺的传奇和掌故，杂文和散文是最灵活、有效、迅速的文学样式；作者也比较能够轻松体现出道地的京味，不必为了扣合史料和空间实景，耗费心思去构想长篇钜著，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一部赶潮流的著作。只不过在文本中的胡同尽处，不会闪过雍正深邃而忧郁的眼神……

4
　　如果说纽约和香港透过密集的现代摩天大楼撑起骄傲的天际线，巴黎以精致典雅且充满艺文气息的建筑取胜，北京凭的是气势。泱泱大国的霸气。
　　这股霸气来自现代建筑。

　　从中国社科院出来，沿着建国门内大街往天安门方向一直走一直走，就是一条两岸不见牛马的超级大道，建筑楼层不高，但面宽和体积非常惊人，好比美国海军吨位最大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数十艘并成两列。我稍稍停下脚步张望，国家企业与国际财团无比强大的经济力量登时迎面扑来。只有一个词汇足以形容：雄伟。令人绝望的雄伟。

　　因为我想到台北。

　　台北像过气的小财主，在狭小的土地面积和短视的都市计划上，盖起相互紧偎、环肥燕瘦的杂乱建筑，鹤立鸡群的台北一○一，贸然隆起突兀的天际线；以往的大东区，和现在的信义计划区，相形之下更像小财主的小游戏。台北人曾经自以为十分辉煌的一切，在此刻变得异常渺小。走到王府井大街的交汇处，回头，再次感受到那股令人绝望的雄伟。一拃一拃的文字，如尺蠖，走很累。

　　在北京，我看到中国的梦，和它的醒。

中国的“新文化互动”

　　“五四运动”88周年没有庆典，但科学和民主的讨论却在深入。无论是中国高层领导人、政界知识精英，还是资深学者、文化研究者，已突破了要不要民主、科学、自由、人权、法治的“瓶颈”，正在稳健地探索民主和科学的实现途径与落实之道。

　　中国总理温家宝今年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指出，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而是整个人类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这既代表了近年来中国人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崭新视野，也是探索科学和民主“百年长途”的终极答案。

　　一场“新文化互动”，因此拉开序幕。北京的官员和学者在热论民主模式和实现公平正义的路径选择，虽然给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打上阶级烙印显得有些过于“政治正确”，但“创新理论”的勇气和风气依然健康活跃；深圳、重庆等地则以人类文明“普世价值”为思想新能源，把人文精神建设作为城市发展的新出路，建立市民社会、落实公民文化权利的具体政策正在一一出台；学术界对现代化道路“没有中西之分、只有先后之别”的体认，对现代科技、宪政民主的通透解释，对近代科学、近代工业及与其配套的政治社会体制的理性点拨，都意味着中国人对自身文化传统和人类文明演进的认识深度和广度已超越了以往。

“新文化”之新

　　笔者把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探讨和理论创新称作“新文化”，是因为其背景、目标和参与者的心态都与以往不同。从背景而言，以往的文化运动都是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中进行的，无论是19世纪末的维新运动，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上世纪60年代的“文革”，80年代的文化反思，只有极少数见识过世界或者痛感自身文化困境的人在起领导作用，是在救亡、图存甚至是权力斗争等局面下发生的，有明显的守势，难免有“崇洋”的浮躁和“中西之分”的狭隘。

　　而这次文化热潮，是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发生的，无论是倡导者还是接受者，很多人都见识过世界，体验过先进，知道发达国家在想什么、做什么，不再把自己的文化作为独立的单元，而是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这样反倒显得从容大度，视野开阔。

　　从目标上来看，这次文化讨论的目标是如何在全球化时代保障中国的持续进步和繁荣，是在中国在国际上摆脱弱势地位后的主动出击，是与世界广泛接触后的经验升华，是谋求中国与世界和谐相处、和平发展的积极求索。少了昔日的壮怀激烈，也便少了浮浅的亢奋可能煽动出的社会秩序混乱；没了过去的妄自菲薄，也便少了极力维护文化主体性的强词夺理。

　　从参与者的心态看，以往人们总把中国文化当成西方文明镜面下的“弱势群体”看待，自卑感较强。从维新时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从文革时期的“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到80年代的“全盘西化”，均是自卑情结下的反应，衍生出的往往是暴力行动。

　　而目前的文化讨论是在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人虽不把自己看作“强势群体”，但至少认为是“中势群体”。有了文化自信，人们对世界对自身的看法显得客观公道，少了许多“尖利的山风”和“狂暴的海啸”，心平气和中梳理着自身文化中的继承之处和世界文明中可拿来的东西，理性的光芒因此缓缓闪出。

三重力量“互动”
　　与以往任何一次由知识分子领导的文化“运动”不同，这次的新文化探讨是由执政党中的思想精英率先推动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把“民主法制”摆在和谐社会六要素之首，1989年封冻的“民主”开始进入舆论视野，政界思想敏锐的有识之士以和谐理论为基点，探讨发展新路向和符合全球化时代的价值观。

　　政界的这些思想先进者，多是80年代文化反思中的温和派，十年来的沉淀使他们的文化观加重了厚度。政界的历练，又使他们出言格外谨慎，少了过去的虚张声势和自以为是。因此，新一轮文化探讨讲究建设性和实践性，总是要把“新见”拿到现实生活中加以对照，看能否对改变现状有实际的启蒙和效用，过去那种坐而论道、高谈阔论的风气在大大褪色。

　　于是，新文化探讨更多地表现为稳健的“互动”，而不是偏激的“运动”。“新文化互动”的力量表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是中国和世界的互动，国际上的新思潮和对华政策中所表现出的倾向，中国马上以开放和务实的策略应对；同样，中国政界和思想界的风吹草动，也能即刻在国际舆论中得到评价。双向互动的实践中，中国人明白了哪些东西是该坚持的，哪些是需要改进的；哪些是民族的特性，哪些是世界的共识。

　　其次，政界和学术界的互动也是新文化思潮的显著特征。官员每出一种新见，学术界总能校勘或者继续深化；而学者提出新的理论，官员们也能用实践之尺来丈量“可行性”和“不可行性”。政界和学术界的互动，使得政策更加严密，学术思想更富有解决现实问题的针对性。

　　再次，政府和民间的互动显示出活力。政府每出一个“新说法”或推行一项新政策，总会考虑大众会怎么反应；民间有什么声音，也能通过互联网和其他途径传递给政府。政府和民间的互动，推动决策时的以人为本，民众表达意见则服从理性。

拓宽思想的蓄水池

　　以“互动”的方式建构“新文化”，包含着理性、务实、民意、开放、民主、全球视野等诸多文明要件，有成功的迹象。但是，现在还不是欢呼雀跃的时候。“新文化”是在和谐社会、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多元文化、自由表达的轮廓初步形成时，才能宣布的。

　　拓宽思想和见识的蓄水池，是“新文化”孕育和成长的前提。中国的民主模式已经形成的断言，有些急功近利；用别致的广告词来虚托意识形态上的进步，是在掩饰文化的贫困；披着“洋皮”的羊们以仰视的姿态歌咏西方胜景，无助于刨根问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以“保家卫国”的卫道士做派夸大传统文化的包罗万象，将会拖现代化的后腿。但首先，要让各种观点出笼，自由的思想和理性的辩论，是筛留新文化真经的通途。

　　真理的光辉总是在同谬论的磨擦中闪亮的。既然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包容多元已成新文化原则，那么就让各种见地自由表达并且接受批评者的挑剔。那些现在看来不可能实现的理论构想和政策创新，可能在某个时段成为治国良策；那些乍听起来新颖的策略，也可能在现实镜面照耀下证明是哗众取宠的狂想呓语。

　　“新文化”的生成需要更深层次的“互动”，通畅而不设限的言论渠道至关重要，体现着公平正义原则。当人们在公共舆论上具有平等权，不再“唯上”、“唯书”时，和谐社会的经络便打通了，新共识也便凝聚起来了。这种新共识，就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主流文化。

中产阶级和布尔乔亚

　　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和一家民意调查公司最近在18个国家做了一项民意调查，其中13个国家的大部分受访者都认为，中国的经济规模有朝一日将赶上美国。

　　这个调查结果大概谈不上有多大的科学性，原因是受访者所表达的看法只是一种感觉。但是，中国在经济上追赶美国，这是全世界都能看到的事实。无论何时能赶上，至少目前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势。所以话说回来，上述调查结果基本上还是反应了当前的世界大势。

　　中国去年的GDP为2万6000亿美元，仅居美日德之后，排名老四，但与美日两国的差距却巨大。尤其与美国相比，中国经济总量还不足其规模的五分之一。

中产阶级膨胀带来社会进步

　　这只是从经济上比较。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中美两国之间的差距之大，是数据所不能完全显示的，而其中一个明显的差距，就是中产阶级的规模。

　　美国经济在19世纪末开始大幅度膨胀时，富裕人口也跟着急剧增加，大批大批人口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快速地“向上移动”。收入的急增，不仅刺激了消费欲望，而且也使人们对非物质目标的追求越来越强烈。历史学家们把这个现象称为“社会膨胀”（inflation of society），其最大的特点不是少数人聚敛财富，而是多数人同时富裕起来；不只是整个社会的纵向提升，更是这个社会的横向进步。

　　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达到高峰，不仅表现在中间阶层呈现出充气后的气球状态，而且更表现在贫富差距的大大缩小。一般而言，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基本上都是金字塔形状，但在当时的美国却完全不同。由于中产阶级人数异常庞大，所以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突破了财富分配的金字塔规律。

　　中国经济开始起飞之后，富裕人口逐渐增多，“中产阶级”这个西式概念也开始激发人们的兴趣。虽然对“中产阶级”的理解经常过于简单化，但努力跻身于这个队伍之中，已经成为多数中国城市人所追求的目标。

　　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报告，以收入和职业等作为衡量标准，中国2003年的中产阶级人口大约为19％。再过十多年，也就是在2020年，这个比例将增加到40％。假若届时真能达到这个水平，那么，中国也将迎来美国经济起飞时期的“社会膨胀”局面。

　　当前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不到一半，介于45％和49％之间，显然是最近数十年来出现了萎缩。中国经济实力目前正处于高速上升期，还没有达到成熟状态，所以可以把美国同类时期的情形拿来比较。
　　上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实力爬上高峰时，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即便在30年代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萧条之后，依然有高达88％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的界定固然以某些数据为基础，但在很多时候，公众的心态和对现状的感觉，也会扮演极其关键的角色。在上述普查结果中，也许某些公众的收入还够不上中产阶级的标准，但他们还是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这就很值得分析。

　　在很大程度上，公众对现状感到满意，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感觉良好，那就说明这个社会的整体心态很好。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遭遇金融风暴的冲击，而且世界政局躁动不安，但它却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增长，这与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是有关系的。

应有布尔乔亚式的精神追求

　　中产阶级越庞大，社会的稳定系数就越大。在理论上，这个说法对中国是适用的。但是，中国的很多情形是很独特的，不能完全按照外面的标尺来衡量。中国当下的中产阶级，可能并非个个都是货真价实。中产阶级应该至少有两个特征，一是依靠自己的知识和诚实的劳动去获得财富，二是应该自觉地服从社会准则、规范和秩序。假若财富来得不清不白，自身修养又显得很差，那么，所谓的中产阶级可就要大大贬值了。

　　从中产阶级再往上提升，就是所谓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一词译自法语bourgeois，但与资产或资本其实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再由于这个词曾在欧洲和中国被政治妖魔化，所以现在用“布尔乔亚”取而代之，也许会感觉舒服一点。

　　布尔乔亚来自于中产阶级，但并非所有的中产阶级都能成为布尔乔亚。当下中国的中产阶级本来就为数不多，所以布尔乔亚也极其缺罕。为什么要呼吁中产阶级向布尔乔亚提升？因为除了经济和社会地位之外，中产阶级还必须有比较高尚的人格、价值观和精神追求，最好还应该承担一些促进社会文明和文化复兴的责任。

　　美国中产阶级处于中兴之时，有相当一批人（后来被称为布尔乔亚）为文化和艺术的繁荣与进步，慷慨地投入了大量金钱和精力，包括收藏和推广艺术作品，等等。著名的大都会歌剧院、卡内基音乐厅以及很多展览馆和交响乐团等等，都是在那个时期涌现的。

　　再到后来，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大规模地向美国迁移，使美国艺术人才群英荟萃，这也与布尔乔亚的努力有直接关系。毫不夸张地说，布尔乔亚的出现，使美国兴起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

　　中国的中产阶级还处在初级阶段，但有一个很好的现象是，大多数人都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但是，也有一些人在富裕起来之后，其自身的灵魂和精神世界却在沉沦。本文之所以提到布尔乔亚，就是因为看到了某些中产阶级容易陷入类似的困境。

法国"蜘蛛侠"攀爬上海金茂大厦被拘5天(组图)

昨天下午，正在金茂大厦里上班的不少白领，突然看到电影中的“蜘蛛侠”从玻璃窗外爬过。法国著名“蜘蛛人”阿兰·罗伯特，身穿“蜘蛛侠”服装，用半小时徒手攀爬到金茂大厦顶端，吸引了众多民众围观。不过，由于违反了有关规定，当他从金茂外墙爬下大楼后，立即被警方带走，受到拘留5天的处罚。这是金茂大厦建成后遭遇的第五次个人违规攀爬。

开爬连爬八层空中打手机

昨天下午近2时30分，在金茂大厦裙楼6楼一酒店工作的吴雪，突然看到在二楼联廊屋顶平台上，一个身穿电影中“蜘蛛侠”服装、戴着“蜘蛛侠”面罩的人奔向主楼。

“一开始我以为是大厦方面在搞什么活动，快到‘六一’儿童节了嘛。”吴雪说，当她看到“蜘蛛侠”很快开始攀爬金茂主楼西侧外墙时，才意识到金茂又遭遇攀爬者了。

“他身手矫健，前几层爬得非常快。”吴雪说，当爬到联廊屋顶平台以上的第八层楼时，“蜘蛛侠”停在空中，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并面朝楼下竖起大拇指摆pose。

金茂的物业保安人员发现“蜘蛛侠”时，他已经开始攀爬主楼外墙。出于对攀爬者自身安全的考虑，保安人员并没有强行上前制止。

金茂方面迅速通知了警方，公安、消防等大批救援力量迅速赶至现场，当时该男子已爬至金茂大厦约30层处。民警随即设置警戒线、疏散围观人员，并安排人员在内侧楼层观察，部署救援措施。为防止爬楼人失手跌落，警方设置了保护气垫，并派出警员赶至楼顶，准备从顶楼放置吊篮，但由于风力较大未能实施。


5月31日，阿兰·罗伯特攀爬到金茂大厦88层观光厅高度时，向楼顶张望


昨天下午，罗伯特攀爬金茂大厦时，向围观人群挥手。

群众围观

蜘蛛侠向众人挥手 蜘蛛人攀爬之余不忘拍摄


蜘蛛人正在攀爬


蜘蛛人正在攀爬
登顶白领隔窗拍摄“蜘蛛侠”

在金茂主楼上班的不少白领，在工作时也发现玻璃窗外突然出现了“蜘蛛侠”攀爬的身影。惊讶之余，不少白领掏出手机隔窗拍摄。而“蜘蛛侠”看到楼内有人举着摄影器材对准他时，还时不时摆出各种姿势配合，甚至做出用双腿夹住外墙架子的危险动作，高举双手示意。

“蜘蛛侠”显眼的红色蓝色衣衫和他做出的惊险之举，很快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围观者。拿着手机拍摄“蜘蛛侠”的游客孙先生说：“他爬得太快了，我看到他时，他大概只爬到20多层，但20多分钟后，他就爬到顶楼了。”

据目击者称，“蜘蛛侠”没有使用任何绳索或其他装备，完全是徒手攀爬。爬到主楼第一个外墙平台处，“蜘蛛侠”绕到主楼面朝花园石桥路的一侧，然后沿着这一侧大楼的中部，径直往上爬，过程中很少休息。半小时后，“蜘蛛侠”爬到88层后，沿原路返回。

返回围观者大喊“罗伯特”

当楼下围观群众猜测“蜘蛛侠”身份时，早报记者身旁一位金茂的员工大声喊道：“他是罗伯特！”就是法国那个著名的“蜘蛛人”阿兰·罗伯特？早报记者立即想到，就在两星期前，罗伯特刚刚身着“蜘蛛侠”服装，成功攀爬了柏林市中心106米高的德比斯大厦，而此前他已征服过世界上70多座著名建筑。

“蜘蛛侠”下行的速度依然很快，只见他每越过一层平台后，都会做出蹬脚跳跃的动作，险象环生。在此过程中，他还打了几次手机。这时，他已经摘下面罩，露出金黄色的长发。

接近地面时，“蜘蛛侠”按原路绕回金茂西侧。下午4时，“蜘蛛侠”安全抵达二楼联廊屋顶平台处，被民警劝下并被带至陆家嘴治安派出所。

处罚拘留5天并限期出境

警方随后证实说，这位“蜘蛛侠”的确就是法国“蜘蛛人”阿兰·罗伯特。经查，他于本月27日从浦东国际机场入境。据其本人称，他于昨日14时20分许从金茂6号门攀爬至联廊屋顶后开始攀爬金茂大厦主楼，并未通知有关部门及金茂大厦的管理人员。

该男子的攀爬行为造成了周边大量人员围观和车辆的拥堵,对该楼的正常营业造成影响,金茂大厦88层观光厅也因此紧急关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警方给予罗伯特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同时依法缩短其在华停留期限，并限期出境。

“蜘蛛侠”其人

法国“蜘蛛侠”阿兰·罗伯特（RobertAlainPhilippe）今年45岁，身高1.64米，体重约50公斤，瘦小、灵活，育有3子。13岁开始，罗伯特爱上攀岩运动，后来专业从事无保护的徒手攀登，赢得过无数奖项。

在攀登生涯中，罗伯特经常跌伤，全身60%骨骼都是人造的。罗伯特说过，从来没有一家保险公司愿意跟他打交道。

为爬楼入狱50多次

为体验徒手攀爬高楼的快感，罗伯特常常不经允许就贸然行事。为此，他已经在世界各地入狱至少50多次。以下是罗伯特近年因爬楼被警方带走的部分资料。

2007年5月18日：徒手攀上德国柏林106米高的地标性建筑———德比斯大厦。但他回到地面后不久，就被柏林警察逮捕。

2007年3月20日：罗伯特爬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双子塔第60层时，被警方带走。10年前，他就爬过这座高88层的大楼，但爬到60层时同样被警方带走。

2006年12月7日：爬上墨西哥首都一座23层高的办公楼，爬到楼顶后被墨西哥官方人员带走。

2004年10月19日：爬上巴黎郊区187米高的道达尔大楼，回到地面后，去警察局“自首”。

2004年9月22日：在巴黎爬上210米高的蒙帕纳斯大厦，但刚返回地面，就被警察带走。

金茂曾遭四次攀爬

第一次：一名外国人在夜晚攀上金茂。

第二次：2001年2月18日，安徽青年韩奇志徒手攀爬金茂大厦。

第三次：2003年10月7日，27岁的辽宁人王欢用约一个小时攀爬到金茂345米高的跳伞平台。

第四次：2005年4月23日凌晨，约20岁的贵州男子韩德贵冒雨从外墙徒手爬上金茂大厦86层平台。上述三人均被警方以扰乱社会秩序处以15天治安拘留。

看看朝鲜的星级酒店竟这样款待外宾(组图)

去朝鲜，你会有些意料之外的收获，比如从这样一个粮食危机严重的国家回来的时候我竟然长胖了，说起来感觉很惭愧啊！之前，亲朋好友们嘱咐最多的就是多带点吃的，因为地球人都知道朝鲜没有粮食，我也是破天荒头一次出门旅行带了一大包的食品，从方便面，罐头，香肠，真空包装的鱼和肉，到水果，酸奶，饮料，零食，有一二十斤重，不像是旅游，倒像是去野外探险。但情况并有我们想象的那样严重，一面感受着朝鲜人民对外国游客的盛情款待，一面每天随时随地努力地消灭我们的储备食品，为的是“减负”，几天下来效果很明显啊。

对外宾的“礼遇”

朝鲜和我们八十年代以前是一样的，外宾和内宾接待规格完全不同，加上他们的餐厅都是国营的，所以我们每餐不是在星级酒店就是专门的接待餐厅，都是当地很不错的餐厅。餐饮水平无法和中国相比，但是在朝鲜已经是非常特殊的待遇了，味道说不上很好，不过吃饱没有问题。



第一天晚上西山饭店的晚餐，看起来还不错）

每天的早餐在羊角岛特级酒店里用，中国游客和西方游客分在不同餐厅，餐厅够大，可以容纳两三百人，但餐台上的食品种类很少，主食是两种面包：一种白切片的，一种圆面包。有一些凉拌粉丝，豆腐，黄瓜，腌萝卜干儿之类的小菜，鸡蛋限量供给，每人只许领一个，偶尔上来一小盘牛肉通常被一抢而光；喝的有粥，不过说是米汤更准确些，因为怎么捞都捞不出几粒米，还有“橙汁”，跟我们以前喝的那种桔子水一样，都是糖精。这就是五星级酒店的早餐，我基本以参观为主，更多地还是吃自己带来的食品：香肠，酸奶，鱼罐头，看得别的团友都很羡慕，因为他们很多人转了一圈，回来时只拿了一盘面包和一盘萝卜干儿。

第一天晚上安排我们在平壤的一家四星级酒店—西山餐厅用餐，八九个人一桌，上来一盘鸡，一碟豆腐，一碟西葫芦和一些牛肉，量都不大，每样三份，这样看起来有不少，其实就四个菜，不过每桌有两瓶啤酒，出乎我的意料，以后餐餐都有啤酒，这是在其它国家团队旅行所没有的。但是米饭质量很差，里面有不少杂质，饭很硬。



开城的“宫廷宴席”，餐具很漂亮



不过对于男士来讲吃饱有些困难

第二天去开城，中午在城里一家很有名的高丽特色餐厅用餐，据说提供的是古代宫廷宴，这里的餐具非常漂亮，每个人面前整整齐齐地摆着八个锃光瓦亮的黄铜碗，我不禁联想起了大长今。身穿民族服饰的女服务员还给我们斟上一小杯烧酒，掀开碗盖，出现在眼前的是八碟“泡菜”，每个都一点点，但味道还不错，这比较符合我心目中的“朝鲜菜”，因为传统韩餐通常也是这样，没有太多油水，泡菜种类很多，这边的泡菜味道更加清爽，很喜欢。



这些菜很像中餐

之后在妙香山和平壤市里吃的都差不多，总的来说肉主要是鸡肉和鱼肉，量比较少，蔬菜也就是豆芽，白菜，豆腐每顿都有，但是基本吃不到什么水果，奶制品也很少见。最后一天晚上，我们要求导游带大家出去走走，他带我们来到距离酒店五分钟路程的一个电影院，旁边有一家烧烤店，客人不多，好像还不是每天都营业，里面的烧烤工具都是中国制造的，烤起来油烟不重。我们叫了不少羊肉串，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着自己烤，手法很不熟练，不过团友们为了鼓励我，也为了不浪费粮食，把我烤焦的羊肉串都吃了。



自助烤羊肉串

因为酒店在岛上，外出很不便，加上平壤的商业非常不发达，马路上基本看不到商店，我们惟一可以逛的就是酒店的商店和专门给外国人的外汇商店。里面卖的食品基本都是从中国进口的，只有矿泉水是本地生产的，价格对我们来讲不算高，比如一瓶矿泉水在旅游景点卖三块钱人民币，和这边的差不多，餐厅的啤酒也就是五块钱。这样的情景比朋友给我描述的几年前的朝鲜强多了，看来这边也开放了不少。

（小店里商品还算丰富，不过主要针对外国人）

这里实行配给制，和我们国家以前很像，如果粮食不够就得去黑市买，据说价格翻上好几翻，看来只要有钱，温饱是可以保证的，但在人均月收入只有90元人民币的朝鲜，有多少人可以填饱肚子呢？我曾看到当地的“黑市”，路边小贩一字排开，都蹲在地上，出售一些蔬菜粮食什么的，估计是从中国进口的吧。

当地生活状况一瞥

虽然作为外国游客在这边是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我还是希望真正地了解一些当地老百姓的生活状况，一路上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个国家的粮食灾荒非常严重。比如从新义州到平壤的沿途，到处都是农田，人们把所有可以开垦的地都种上了庄稼，一直到城市边缘，甚至城市里的部分空地，而我们下榻的五星级酒店旁边竟然也开出了一畦一畦的田地，酒店工作人员每天早晨忙着“种地”的景象颇让我惊讶。在开城军事区范围，耕地的由老百姓变成了军人，听说现在的粮食也只够供给一线军人了，而二线军队都要自力更生，于是这个国家“全民皆农”。

酒店里的早餐不算丰盛，但对于当地人来说已经是最好的食物了，亲眼看到酒店服务员趁客人少的时候，拿着袋子过来装面包，很显然是想偷偷带回去给家人吃。还有更令人心酸的一幕：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凡是有绿地的地方都有人在挖野菜，不过看样子连野菜都很少见。常年的营养不良使得这里的大人和孩子都面黄肌瘦，导游除外，因为他们是特殊行业。

因为带的吃的太多，我考虑离开的时候把剩下的食品留给当地人，导游就算了，他们营养太好了。但是当一个团友在开城餐厅附近给街上的孩子零食，被专门监视外国人的检查人员当场抓住，给我们找了些麻烦后，就打消这个念头了，导游和领导再次强调不可以随便给当地人吃的，感觉很不人道，可也没办法，这个国家就是这样，穷狠穷狠的，向国际社会伸手要援助的时候一点都不手软，还时不时搬出这个那个来威胁给他们援助的国家，可不给又不行，要是发生灾荒，大批难民涌入周边国家，造成的麻烦更大，所以每天从中国方面进入新义州的物资运送车辆源源不断，不过听说现在最大的援助国是韩国，同一个民族，不同的制度，怎么差别就这么大呢？

黄金子弹头:北京2008奥运会专用公交车(组图)

此车是由郑州宇通生产的国内第一款子弹头25米长公交车,采用康明斯ISLE4 340发动机 3节5门双铰接结构，整车采用CAN总线技术，可以自检故障。车长25米，宽2.5米，54座，可以容230人。此车有望2008年在北京长安街行驶。

价值百万美元: 日本80公斤黄金浴缸不翼而飞(组图)

日本太平洋海滨城市鸦川市一家宾馆的职员5月30日吃惊地发现，宾馆10楼男子浴池价值98.8万美元、80公斤重的金浴缸不翼而飞。日本警察也想不通，盗贼是如何盗窃这个大浴缸的。日本警方发言人说:“房间的门一直用链子锁着，但今天早晨发现链子被割断了。我们目前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但我们能够假设的是，不止一个人涉及此案。”

在亚洲的魅力博弈中，中国力压美日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令世人大跌眼镜。有人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减慢，也有人预计中国经济会实现硬着陆，还有人说人民币会大幅升值，一些人担心社会动荡会严重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 …… 在种种传言面前，中国经济却依旧保持高速增长，令这些话不攻自破。
　　美日两国的经济总产值高达17.8万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总产值只有2.6万亿美元。那意味着全球各地的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应该感到欣慰，因为美国和日本的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密切。就算不考虑两国之间的关系，美日本身对较小的发展中国家也有着巨大影响力。
　　但不包括中国。如果说华盛顿和东京的官员们在过去几年里学到了一些东西，那就是中国不会屈服于外界压力，实行自己尚未准备就绪的改革或让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从民主到人权到盗版问题都是如此，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人民币升值问题了。
　　对此，美国现任财长亨利•保尔森是最深有体会的。2006年6月，保尔森作出震惊整个华尔街的决定，离开高盛公司加入布什政府。当时人人都在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很多人相信，保尔森的声望和他多年来对华经商的经验应该能帮助他扮演好美国财政部长的角色。
　　然而一年后，在敦促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保尔森的成绩似乎还不如他的前任约翰•斯诺。此外，他也没有顺利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市场。和斯诺一样，保尔森在人民币升值和赢得亚洲朋友的问题上败给了中国。日本亦是如此。
　　不管你怎么评价中国的领导人，他们在亚洲得分很高。在东亚这片过去曾依靠日本当经济支柱的土地上，中国正在迅速发展经济。为了减少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担心，它正向亚洲国家展开魅力攻势。虽然对中国大举展开魅力攻势这一说法尚存争议，但毋庸置疑，在亚洲的公关战中中国是大赢家。这从今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强调中国希望改善中日两国的关系就可以看出来。
　　中国对内发展经济、对外展开魅力攻势的结果是：对亚洲国家来说，现在中国成了比日本更重要的经济伙伴，虽然日本的经济规模更大。这也是很多投资者日益意识到的一点。
　　提到亚洲股市，国际社会仍然沿用过去的说法，称其为“亚太指数（日本除外）”。但新加坡美林公司亚洲首席战略分析师马克•马修斯指出，或许是时候启用“亚太指数（中国除外）”的说法了。
　　马修斯在今年4月24日的客户报告中说：“我们倾向于这种观点：亚太指数（日本除外）的说法现在已经过时了，落后于潮流。问问你自己，上次看日经指数或东证指数是什么时候？真的，今天中国成了亚洲股市的风向标。”
　　在亚洲走走，你会发现人们对日本经济复苏、走出15年来的低谷似乎没有太大兴趣。诚然，日本经济依然很强大，对全球经济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但香港、伦敦和纽约的交易商现在对中国经济或股市走向的反应更甚于日本。
　　美国经济远比日本强大，其盛衰对亚洲的影响也更大。即便如此，中国还是利用过去6年时间巧妙地赢得了许多亚洲朋友，大大出乎华盛顿的意料。因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而分心的布什政府对中国关注不够，而中国对这种忽视也正中下怀。

疯狂的预言: 30年内美国将入侵俄罗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从2001年10月美国以“911事件”为由入侵阿富汗以来，短短的六年时间里，美国已经侵占了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个中东的主要产油国。目前，美国又开始敲打伊朗，企图通过一系列的国际制裁来达到削弱伊朗的目的，从而为最终侵占伊朗降低门槛。

表面上看，这距离美国完整控制中东的计划已经越来越近，但在笔者看来，与其说美国正在不遗余力地实现自己的“大中东战略”，倒不如说美国已经迈出了入侵俄罗斯的第一只脚。乍一听，这似乎有点骇人听闻，但如果回顾一下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的种种做法，我们就不难发现，美国正一直朝着消灭俄罗斯的道路上前进。

众所周知，二战结束以后，美国首先想先把俄罗斯的“小兄弟”——中国干掉，这样做的战略逻辑是要把大哥前苏联整倒，就有必要先一个一个把他的帮凶整倒，于是中国成了美国第一个要剪除的战略目标。而要干掉中国，就有必要先把中国围困起来。不与敌人接壤，如何打跨一个国家？遵循着这样的逻辑下去，美国在朝鲜和越南纷纷点火，希望完成自己围赌中国同时又警告世界“与苏联为伍”的下场的双重愿望。

但是，事与愿违，美国在朝鲜战争上被迫与中国议和，在越南战场上更是泥足深陷。美国忽然发现，与这些小国家继续打下去，不但使自己的实力日渐削弱，还会让苏联在一边偷着乐。我想美国当时的决策者一定想到了，并且一定气急败坏地说：“tnnd，我们上了苏联的当，我们为越南这个不毛之地而战无异与在挥霍我们的美元，而我们如果继续和中国打下去，那么明天，世界就是苏联的了。”

正是由于与苏联的竞争中有着“此消彼涨”的顾虑，美国的全球战略发生了180度的转弯。原来想“先剪除中国”的战略被“矛头直接指向苏联”取代。于是，我们很快看到东边无战事。

要对付苏联，美国采用了千百条妙计。但最著名的莫过于通过军备竞赛拖跨苏联的经济，并成功利用前苏联内部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最终让前苏联走向了解体。前苏联解体了，美国就放心了吗？没有。一个有着和美国一样多的核武器的国家、一个目前地球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一个与美国积怨更深的国家——俄罗斯的存在，无论如何对美国都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刚刚遭遇解体痛苦的俄罗斯，凭着地大物博，尤其是石油天然气的丰富资源，很快又恢复了勃勃生机。美国岂能安榻？

回到美国战略的180度大转弯上来。美国直接对付前苏联的基本策略和围堵中国的策略并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先收复其身边的小国，形成一个包围圈。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周围——越南、朝鲜都是弹丸小过，贫瘠之地，而前苏联的周围——尤其是中东地区，阿富汗、伊拉克、伊朗，哪个不是石油丰富？

一边是很多穷国，跟他们作战是敌死一万，自损八千，另一边是很多有钱的国家，占领他们可以以战养战，同时还对主要敌人俄罗斯形成“大兵压境”的压迫作用。聪明的美国人会做何选择？正是因此，所谓的“大中东战略”都是幌子，无非是要在前苏联，现在的俄罗斯家门口找一块阵地而已。

在美国“弃远东，取中东”的战略调整之下，阿富汗、伊拉克先后成为美国的控制地，接下来伊朗也在所难免。虽然目前表面上看，美国在伊拉克的日子不怎么好过，但是要知道，在这常战争中，美国只死了区区几千名士兵，所耗费的美元也不过是美国的印钞机多工作几天的代价，更何况美国还有办法让全世界放弃对伊拉克的债务，全球为美国打伊拉克的花销买单。

美国损失虽大，但虽着廉价石油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创伤很快可以痊愈，于是伊朗之战也就很快粉墨登场了。可能有人会以为，在这一场战争之后，世界石油价格会进一步高涨，美国会依靠石油再次大发一笔横财，以期为最终对付俄罗斯做好物质上的准备。

但是，别忘了在美国靠石油来为自己疗伤的时候，它最大的敌人俄罗斯也在借机发横财。因此，我敢断言，一旦控制了依朗，美国必将携阿富汗、两伊的石油，和傀儡国沙特，向全球低价倾销石油，从而让俄罗斯借石油实现复兴的梦想彻底破灭。

如此十年下来，俄罗斯将进一步衰败下去。届时，经济萧条、武器落后、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的俄罗斯将在美国环顾四周的导弹防御系统的威胁下，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庞大的俄罗斯国家将进一步分裂，并最终被美国入侵。

届时，获得十几年良好发展机遇的中国、俄罗斯、法国（可能还有德国）将结成统一战线联盟，而美国、日本、英国将结成邪恶轴心，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如何遏阻美国将俄罗斯彻底整垮并最终独霸全球的步伐？笔者认为，对于俄罗斯来说，帮助伊朗发展核武器和洲际弹道导弹是最有效的办法。在目前美国在伊拉克喘息未定之际，让生米做成熟饭，提高美国啃骨头的成本，将可以延缓美国入侵俄罗斯的计划。

对于中国来说，伊朗战争可以为中国赢得近10年的发展机遇，如果10年内中国无法形成与美国抗衡的力量，那么就必须阻止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如果可以形成和美国的对抗实力，那么不理睬也罢，毕竟一个强大的北方民族，对中国从来就不是幸福。

俺知道的一些海归在中国的收入情况

1，不同国家差别很大。很多欧洲的一年硕士基本上没有什么竞争优势；相对而言，美国学历的含金量就要高很多。
　　
2，文科跟理工科的差别也很大。文科的专业基本上也没什么优势，理工科的相对而言高薪的就很多。商科的话如果是美国top20的还是有很大优势，一般性的学校优势不大。
　　
3，如果毕业直接回来找工作，高薪的可能性很小；如果在外国找到工作，然后被派到中国来，那钱就多很多。
　　
4，一些例子
　　
A, 国内top5学校工科本科，美国top10学校的MBA，毕业后进了美国著名投资银行，被派到香港，年薪8万美金。
　　
B, 国内top10学校的工科本科，新加坡的工科硕士，毕业后进来世界500强在新加坡的公司，被派到上海，年薪25万人民币。
　　
C, 国内top2学校文科本科，国内三年外国媒体工作经验，美国top20学校传媒硕士，毕业后回到北京的某国内媒体，月薪1万5人民币。
　　
D, 国内不知名的文科本科，英国商科硕士，无工作经验，回上海进外企，月薪5000人民币。
　　
E, 国内不知名学校理科硕士，美国排名100左右学校理科博士，回深圳外企研发，月薪18000人民币左右。
　　
F, 国内top10建筑本科，美国排名100左右学校的建筑硕士，回上海搞设计，月薪大概1万人民币。
　　
5，一些感受。收入还是和能力挂钩的，象美国top20的学校，包括欧洲牛津、剑桥等学校，进去的门槛就很高，能进去的都是佼佼者，毕业后的收入也自然高。欧洲和澳洲的大部分学校进去的门槛都不高，只要有钱都能读，（美国排名靠后的学校门槛也不高，只是美国没有奖学金签证比较困难）自然没什么竞争优势。。。。其次，美国确实是头号大国，去美国留学最后回来的可能10%都不到，那么多优秀的人才都建设美国去了。而欧洲和澳洲估计工作难找，加之一些外国人工作的限制，90%都回来了。而香港、新加坡等地都是跳板，很多人要么之后去美国。要么进了在香港和新加坡的跨国巨头（这两个地方进知名跨国公司难度远远比我们低），然后派到国内。。。。

华谊明星双年汇 女星超短裙出场比拼美腿(组图)

“华谊明星双年汇”30日晚在北京某高档别墅区举行，周迅、苏有朋、林心如、李冰冰、黄晓明等旗下当家花旦小生悉数到场，可谓群星闪耀。不过当天的演出却被小区居民质疑为扰民和破坏环境，其间更遭到一位住户大声抗议，气氛十分尴尬，场面也一度陷入混乱。

住户因居住环境遭到破坏 与主办方发生冲突

“华谊双年汇”特别选在了环境幽雅的北京某高档别墅区内的草地上举行，尽管当天群星闪耀，周迅、苏有朋、林心如、李冰冰、黄晓明等华谊当家花旦小生均悉数到场，但却没能赢得小区居民的心，明星们刚刚走完星光大道，就有住户出来抗议，控诉活动扰民及污染环境。

“让华谊的老板出来，他们一定要像我们赔礼道歉！”一位自称是这里居民的先生气愤地大喊，“昨天就踩在我们的草地上装这些设备，今天更是变本加厉，工作人员还往草地上扔烟头，你们看看现在环境都破坏成什么样子了？让华谊的领导直接上我们家道歉，不然这事儿没完！”这位居民义愤填膺地控诉，让场面一度陷入混乱，最后该住户被保安拉离现场，活动则继续进行，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场内的巨星们大都面不改色，全当事情没有发生。“华谊双年汇”就在这样的抗议声中拉开了序幕。


李冰冰



黄晓明，周迅


林心如


张靓颖




霍思燕



李慧珍秀长腿。
女明星超短裙出场比拼美腿 林心如大秀蝴蝶骨

内地艺人周迅、黄晓明、李冰冰、张靓颖、杨坤、霍思燕、陈紫涵，以及来自台湾地区的林心如和苏有朋等近40位明星，携手出席了此次“华谊明星双年汇”，并纷纷登台表演。

当天女明星可谓争奇斗艳，林心如以性感露背装出席，身材相当削瘦的她，后背更是显现出漂亮的“蝴蝶骨”。李慧珍、陈紫涵、当值司仪刘孜等则纷纷穿上齐臀超短裙，大秀美腿。不少围观群众也在现场对女明星的穿着评头论足，刘孜露大腿却不幸被批“象腿”，张靓颖的“斑马服”也未获青睐，而林心如的甜美笑容、李慧珍的白皙瘦腿和陈紫涵的翘臀则获得了不少人的好评。

中英谈判揭秘：曾有非和平方式收回香港的准备(图)

香港不收回，历史会怎么写我们这些管事的人
　　我们原来设想的“一国两制”是想用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但是香港问题先碰到了。因为到了1997年6月30日，按照条约，英国人租借新界到期了。到期了就有一个问题：是索还，还是继续租？必须作出决断。


　　1979年3月，英国派了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到北京来摸底，想延长对新界的租期。

　　3月29日，小平同志会见麦理浩。麦理浩表示，如果港英政府批出的新界土地契约不能超过1997年，可能会影响到香港未来的繁荣。



历史性一刻：中英两国政府举行《联合声明》签字仪式。
　　小平同志觉察到了英国的意图，明确表示不同意麦理浩提出的在1997年6月后新界仍由英国管理的意见。他指出：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即使到了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1997年香港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

　　1982年1月，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一国两制”的名词。他说：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82年8月10日上午，小平同志和邓颖超一起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谈到香港问题，小平同志再次强调：香港不收回，我们这些管事的人，历史上将怎样写我们？说得露骨点儿是卖国贼，含蓄点儿是清朝皇帝。

　　1982年9月16日，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总方案拍了板。概括地说，当时中方确定的谈判方针就是：“必须在1997年全部收回香港地区和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保留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按照小平当时的话讲：“一切文章都要在收回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这个大框架里面做。”他还说：“我们要根据会出乱子这种可能性来安排一切。”“如果这中间发生大的风波，我们对收回香港的方式和时间不得不被迫做出新的考虑。”

　　这说明，中央从一开始对解决香港问题就做了两手准备。文的一手如果不行，就得采取武的一手。

　　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外摔了一跤

　　1982年9月23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首次访华，小平同志同撒切尔夫人的第一次会见，成为中英就香港问题正面较量开始的标志。直到1984年9月双方达成协议，12月撒切尔夫人正式签字，谈判整整进行了两年。

　　英方在双方会谈开始之前，也做了一番准备工作，研究了与中方立场截然相反的对策。当时，号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刚刚打胜了马岛战争，从阿根廷手中夺过了马尔维纳斯群岛。

　　撒切尔夫人开头并不想把香港交还给我们，她曾考虑过搞国际共管，考虑搞全民公决，搞第二个新加坡，就是“独立”，甚至考虑过在军事上跟我们对抗。但是中国情况不一样，中国毕竟不是阿根廷，香港也不是马岛。

　　9月24日，人民大会堂。小平同志会见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一上来就要求在1997年后继续维持英国对整个香港地区的管辖不变，并以威胁的口气说：“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由英国来管治。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和后果。”

　　小平同志立刻针锋相对地顶了回去。他强调：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如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不迟于一两年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管辖之下，实行适合香港的政策。

　　小平同志还指出：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相信我们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应该实行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我不担心这一点。我担心的是今后15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

　　这时，小平同志又讲了一句很厉害的话，他说：“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

　　这是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上进行的最关键的一次会谈和较量，后来小平同志称之为“定调子”的会谈。定了什么调子呢？就是：第一，中国决心按照“一国两制”的设想，于1997年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主权问题不容谈判；第二，希望中英合作实现平稳过渡；第三，如谈不成，中方将单独采取行动；第四，如出现动乱，就将采取非和平方式提前收回香港。

　　这一下打下了撒切尔夫人的气焰，她走下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台阶时摔了一跤。中国是礼仪之邦，我们对她客气，留点面子，新闻片里没有这个镜头。我在香港看片子，片子里老出现这个镜头。

　　英国的“铁娘子”顶不过中国的“钢铁公司”啊！“钢铁公司”是毛主席送给邓小平的绰号。

　　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写的回忆录里说，那天晚上到钓鱼台宾馆，撒切尔夫人就对他说：“他（邓小平）这个人好冷酷无情呀！”


删掉“the”打破了议程问题谈判僵局

　　双方一开始就陷入了有关议程问题的争论。

　　中方要求英方首先承认中国对香港整个地区的主权，然后进入同中方磋商如何保持香港稳定繁荣与移交主权等技术性问题。英方认为谈判不应该有任何先决条件，主权问题只能作为更广泛、更具体的一揽子交易的一部分来加以讨论。这样经过5轮、6轮商谈，一直就在这个问题上兜圈子。

　　小平同志是1982年9月和撒切尔夫人讲的，两年为期。到了1983年春天，过了六七个月，议程问题还没有解决。

　　此后，撒切尔夫人终于在柯利达等人的劝说下召开紧急会议。1983年3月，撒切尔夫人致函中国总理说：“如果中英两国能够就香港的行政管理安排达成协议，而这些安排既能保证香港今后的繁荣和稳定，又能为中国方面，也能为英国议会和港人所接受，我就准备向议会建议，使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比过去的态度总算是有所变化了。

　　中方立即提出了实质性谈判的三项议程：主权的移交，1997年之后的安排和1997年以前的安排。但是英方还是不同意，只同意先讨论1997年前后的安排问题，不同意在议程中出现“交还香港”或“主权移交”一类的字样。这样一来，议程还是僵在那里。

　　柯利达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当时是主管西欧的部长助理，我记得那是个夏天，大概是7月，他专门约我到他官邸共进午餐。喝咖啡的时候，他说：他非常着急，议程问题到现在还谈不下来。我们是用中文写的稿子，第三项议程就是“香港主权的移交”，英文是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柯利达跟我讲，双方还没开始谈判，如果用这种表达，就等于说英方已经承认了主权必须移交。因此，他建议把冠词“the”改成“a”。我当时想，用“a”就很不确定了。我跟他说：是不是既不要“the”，也不要“a”。反正中文根本没有冠词的问题。柯利达跟助手商量了一下，就这样定了。

　　西欧司的一位官员吴吉平后来到美国留学，在他写的《香港会谈风云录》描写了这段故事：“这样的细微差别，中文里是没有的，看上去好像是文字游戏，实际上包含着中、英两方的不同立场”

　　之后，我和柯利达就第二阶段谈判的议程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先谈1997年后的安排，再谈1997年前的安排，最后谈“关于主权移交事宜”。议程问题解决之后，双方商定于7月12日开始正式举行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第二阶段会谈的第一轮谈判。谈判在北京台基厂头条3号举行。

　　会谈的时间和地点本来是保密的，但是来北京采访中英会谈的大批香港记者一早就守候在英驻华使馆门口，一看到使馆的车队开出大门，就搭乘出租车穷追不舍。他们为了不被甩掉，不惜出高价要司机闯红灯。会谈地点就这样被记者发现了。

　　中方由姚广任团长，英方由柯利达大使任团长。当时，大致每月举行一轮会谈，每轮会谈时间为两天。

　　姚广在前台，我在后台，我参与了谈判策略的研究和同柯利达进行私下的接触和磋商，但是没有参加正式代表团。

　　放《火烧圆明园》时，只有英国使节没出席

　　英国人从一开始就玩弄“三脚凳”。本来是中英谈判，英国侵占了中国领土，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谈判。但是英国想把香港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拉进来，使谈判形成2∶1的形势。“三脚凳”就是想“以华制华”。他们想拿香港来否定我们，但我们立场坚定，英方没有办法了，只得同意。

　　英方还制造所谓的“民意”，配合会场上的斗争。有些报纸整天发表文章，说：我们香港人欢迎英国继续统治，中共来了就不得了，香港就要毁灭，诸如此类，要英国人不能让步。港督尤德这派人物尤为积极，几次策动由两局议员单独组织的代表团到伦敦向英国政府“请愿”，要求英国政府“不要对中国作太多让步”等等。

　　他打“民意牌”，我们也应该动员舆论。所以那一时期，《人民日报》发表了很多文章来进行反击。碰巧当时我们拍了电影《火烧圆明园》，我记得好像是外交部组织各国使节去看。英国大使馆的人很敏感了，他怕自己下不来台，就没有出席。

　　6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的港澳人大代表、港澳政协委员时又详细谈了香港问题。这次谈话着重讲了“50年不变”和“要在过渡时期中培养治港人才”的问题。

　　小平同志在这一段时期，屡次亲自直接出面做工作，稳定民心。

　　这时，除了“民意牌”之外，英国人还打“经济牌”，有意地制造恐慌。香港资本主义金融市场是很敏感的，所以物价开始飞涨，老百姓去抢购日用品，港币直线贬值。

　　本来英国人是想拿这个压我们，但我们的方针是，你搞你的，我们不为所动。结果1983年9月24日出现了个黑色的星期六，股市大动荡，港元大贬值，弄得他们自己倒慌了手脚。

　　英方的几招都行不通，我们的态度又比较强硬，用柯利达书中的话来讲：“中国固然希望得到经济上的好处，但不会为了香港繁荣这个经济方面的考虑，而牺牲收回主权这个民族的和政治的目标。”

　　英国不改变态度，我们就要考虑谈判继续下去的必要性

　　我们开始的说法是“主权的移交”。我记得第2轮谈判以后，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的邵天任提出意见，说法律上用这种字眼不大好。因为主权本来是属于中国的，英国侵占了香港，不能说主权就归它了，建议改成“恢复行使”。所以从那以后我们的说法就改了。

　　在头3轮的谈判中，柯利达执行撒切尔夫人的策略，不厌其烦地宣传香港的繁荣都是英国统治的结果，声称只有中国同意由英国继续管治香港，英国才会同意给中国以名义上的主权。这其实是英国人的底牌。而姚广指出：“要解决这一历史遗留的问题，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把香港归还中国。”

　　因为这个问题，双方争执得很厉害。这也反映到每轮会议后发表的公报上。第1轮会谈后发表的公报中提到双方认为本轮会谈是“有益的”和“建设性的”。第2轮只说“双方进行了两天有益的会谈”。第3轮、第4轮只有“双方举行了进一步会谈”，什么形容词都没有了。

　　对于下一轮谈判，姚广的态度也强硬起来，说如果“英国不改变态度，我们就要考虑谈判继续下去的必要性”，给对方施加了压力。

　　撒切尔夫人在其他一些内阁成员和柯利达等人的说服下，终于开始考虑改变态度。10月19日，在第5轮谈判中，柯利达讲到，如果香港问题解决了以后，英国不谋求在香港的管治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而只谋求与香港保持某种密切联系”。我们问他“某种密切联系”是什么意思，一定要他讲清楚。

　　12月7日，在第7轮会谈中，柯利达讲：英方不再坚持英国在1997年后对香港的管治，也不谋求任何形式的共管，我们讲“密切联系”，将不会与1997年香港的主权和管治权力一并归还中国这一前提相冲突，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求未来的香港政府跟英国政府建立“权力或汇报的关系”。什么叫“汇报”关系？下级对上级才汇报嘛！他说：我们不会去挑战中国的主权。

　　但是，后来证明这又是一句假话。他们并没有放弃“挑战中国的主权”和1997年后插手香港行政管治和在最大限度上使未来的香港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的念头。

　　第7轮会谈之后，柯利达就奉召回国当撒切尔的顾问了，但还主管香港的事情。英方换了伊文思大使当团长。中央也决定换人，1984年1月25日，第8轮会谈时，让我代替姚广当团长。

英方代表步步为营，只要有空子就钻

　　第8轮会谈开始，继续讨论第一项议程，即有关1997年以后的安排问题。这方面展开的各项争论，都是围绕国家主权这一根本问题进行的。后边各轮谈判，英国的方针概括起来就是这么一句话：步步为营。

　　我们讲我们的12条方针，英方则采劝迂回战术”。每轮谈判谈到某一个问题了，他拿出几页纸，说你这一条方针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我们的理解是如何如何。他这个理解跟我们的理解相差很大，他的理解就是要损害你的主权的理解，不是别的理解。

　　比如说外交问题。我们说香港是特区，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凡是和中国建交的国家可以在香港设立总领馆或是领事馆，但英方不同意，他要求自己特殊。要设高级专员公署。

　　我马上批驳：你们提这个是何居心？我知道，你们只有在英联邦的成员国首都才设立高级专员公署，你能举出你们在非英联邦国家的外交代表叫专员或高级专员的例子吗？更何况香港未来只不过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又不是一个独立国家的首都。中国的首都在北京，不在香港。你们是不是想把未来的香港特区变成准英联邦成员国，或者是英联邦成员国？

　　听了我的话，伊文思跟他旁边的几个代表团当时没料到我会这样质问，竟一下子答不出来。商量以后，他们作了答复，我们有一些国家也有商务专员。我说：你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商务专员是商务处的商务专员，而商务处是大使馆下面的一个单位，跟高级专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你这样糊弄我们不行。

　　伊文思看这招也行不通，只好同意在香港设总领馆。英方代表就是这样步步为营，只要有空子他就想钻。

　　会谈中还涉及其他几个重要问题。比如英方提出将来香港公务员中的外籍人士不但可以保留，而且还可以担任“最高级的行政官员”，就是说除了特首一人之外，其他的行政官员都可以由英国人来当。我们当然不能答应。

　　还有，考虑到港英政府也有实际需要，给其一定的权力批出超出1997年租期的土地，但是每年不许超过50公顷。土地的收入是港府主要的财政收入。地价很高，中英可以对半分。一部分归港府的财政，一部分我们设个土地基金委员会，由中方和港英派人共同管理。把这一半通过金融运作来保值增值。所以到了1997年就有1700多个亿了。免得特区一开张，腰包是空的，薪金都发不出来。经过艰苦的斗争，英方终于对这一点同意了。

　　小平震怒：不驻军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

　　最后还有一个大一点的问题，就是在实行“高度自治”的同时，中央要保留必要的权力，当时首先就提出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不包含在“高度自治”里。既然国防、外交由我们中央掌握，我们就有权驻军。对此，英方又是百般抗拒。

　　对驻军这个问题，小平同志的态度是十分坚定的。早在1984年4月，他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时，就在关于驻军问题的一条下亲批：“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我们在会场上跟英方斗争的时候，当中出了一个纰漏。大概是1983年5月，香港一些大的传媒派了一些女孩子来当记者。这些女孩子很难缠，有的还是奉命来摸底的。当时有些记者钻到各种会场上，包括人大全体会议上，有的领导没有参加香港问题的谈判，不太熟悉情况。人大开会的时候，有个记者就找上我们的一位领导，他不太了解情况。记者问：香港老百姓怕驻军，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这位领导不经意地回答说：也可以不驻军吧！大概是这个意思的话。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中国的某某领导人讲香港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

　　正好那时候小平同志接见香港代表团。谈话之前，可以允许记者进来在拉着的绳子后面照相，然后退场那天会前已经把这件事报告给小平，小平同志很生气。记者在退场的时候，小平说：哎！你们回来！回来！等一等！我还有话讲，你们出去给我发一条消息，就说某某，某某讲这个是胡说八道。香港怎么能不驻军呢？驻军是主权的体现嘛。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点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哪？必须要驻军！小平同志震怒了。

　　第二天清早我一上班，伊文思大使就来电话了，说奉政府之命紧急约见。他到了外交部，当时说话很紧张。因为小平同志生气了，他奉政府之命来谈这个事。

　　伊文思说，听说昨天邓主任在人民大会堂说某某先生胡说八道，英方很关注。伊文思不敢讲出具体人的名字。他说：邓主任的讲话在香港各界引起极大的震动。港英当局还是很怕这个问题，希望你们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驻军。我说：你不要再讲了，我们讲了多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邓主任已经发了脾气，你还讲什么！他说：我是奉政府之命来表示这个态度。我说：你回去就说中国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他就灰溜溜地走了，从此不敢再提了。

　　在饭桌上向昏昏欲睡的英方团长摊了牌

　　1984年4月11日举行第12轮会谈，中英香港谈判开始进入第二个议程，即1997年之前的安排问题。有关这项议程的核心问题就是小平讲的要保证过渡时期香港的局势能保持稳定。小平怕他们在这个期间制造混乱，需要有一个中英联合机构进驻香港。

　　我们就根据小平的意思拟了个草案，开始的名字叫“中英联合委员会草案”，在谈判桌上交给英方。英方一看，大吃一惊。用柯利达回忆录上的话，就如“晴天霹雳”一样，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一手。然后英方开始顽抗，无论如何不同意，说那不等于1997年之前香港就由中英共管了吗？谈判卡壳了。后来我们把联合委员会改叫联合小组，英方还是不让进驻。

　　6月中旬的第16轮谈判结束以后，决定成立一个负责起草正式文件的工作小组。但仍不同意在香港设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这个时候柯利达也有点着急，因为再过两个月就到了两年的限期了。他建议管香港问题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再到中国来访问。

　　这个时候我也考虑了一下，英国的顾虑无非是怕我们干预日常的行政事务。我们把这个机构的任务讲清楚点，不干涉香港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务，它的任务主要是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的条款，对涉及平稳过渡的问题研究讨论，作出决定。另外，时间上也还可以照顾一下，给英国人一个面子下台阶。

　　我们向小平同志汇报后，他说：进驻是必须的，名称可以改变，进驻时间早晚也可以松动。晚两年进驻和晚两年撤销也无所谓。你们争取按此方案谈出个结果来。

　　第二天，7月28日，杰弗里·豪这班人马就到了，住在钓鱼台。中午，我安排了一次会见，由我做东，请柯利达、高德年等人吃午餐。那次午餐我就打出这张牌来，我说：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这个问题需要早一点解决。我提出，联合小组必须进驻香港，除了明确规定任务之外，进驻的时间可以晚点儿。1984年年底正式签署协议，可以1988年1月1日进驻，到2000年结束。我说：这是中国最后的方案。如果你们还不接受，我们撤回我们的方案，这个不算数了，撤回方案的后果你们负责。

　　柯利达在他的回忆录里讲，说他坐飞机，本来时差还没有倒回来，吃饭的时候正昏昏欲睡，一听到这个情况猛然惊醒，意识到中国要摊牌了，不能不严肃地对待。他这样写道：我睡眠不足。从家出来第一个夜晚就主要跟杰弗里·豪和高德年一起在飞机的后舱里，为联合联络小组起草的职权范围进行反复修改，对跟能豪饮茅台的周南先生共进午餐并不十分感兴趣。但是，他的信息令我顿时清醒过来。他说中方有一些重要的领导人会议即将迫近。他们会影响香港。那就暗示着悬而未决的问题必须在未来的2到3天内解决。否则，中国人就会收回原先所提出的方案，谈判就会失败。

　　午餐后柯利达马上从2号楼跑到他们住的楼，把这个情况向杰弗里·豪和港督尤德等人作了汇报。杰弗里·豪一听，说：你不要在屋子里谈，屋子里可能有中国安的窃听器。咱们到外边，找个大树底下谈。

　　那时候是7月份，骄阳似火。杰弗里·豪的回忆录里面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他说：天晓得大树底下是不是也有窃听器。

　　杰弗里·豪认为这是中国底线，不能再拖延和僵持了。但尤德不同意，说要逼中国做更大的让步，最好能打掉联合小组。但是，他是少数，多数还是认为搞不好要破裂，要马上向伦敦发报提出建议。所以那天下午的会谈，柯利达缺席，我们想他大概是跑回使馆发电报去了。第二天，姬鹏飞请吃饭，刚喝了个汤，那边就来电话把他叫回去了。我想是回电了，果然是这样。撒切尔夫人同意跟我们达成妥协，只是还要英方代表争取再晚些年才让小组进驻香港。

　　我们说是1988年进去，后来他们提出推迟到1993年，协议签署后再进驻，我们断然拒绝。英方提出进去要再晚几年结束工作，我说不行。我们提出联合小组到2000年1月1日结束，他们也不干，想拖到2002年。我也拒绝了。

　　结果杰弗里·豪见赵紫阳的时候说，1988年的1月1日让联合小组进驻香港，时间太早了，再松一松，就7月1日吧。赵紫阳和我们商量了一下，想想半年也可以让，就让了他半年，确定联合小组自1988年7月1日进驻。这样就达成协议。

　　我们一达成协议，马上报告给小平同志，他就坐专列回来见杰弗里·豪。31日早晨回到北京。在会见杰弗里·豪之前，小平同志找我们去汇报，听了后说：那好了，大问题都解决了，等会儿我见他的时候就可以讲欢迎英国女王来访了。

　　12月17日，杰弗里·豪同撒切尔夫人来到北京钓鱼台，出席中英《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撒切尔夫人在回忆录中说：“协议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我们的胜利，因为我们是同一个不肯让步，而且在实力上又远远超过我们的大国打交道。”

　　1984年10月美国《时代》周刊在报道中英协议达成的文章中说：中英谈判像是一嘲双方比赛胆量的战斗，而英国方面首先败退下来”。

　　1984年10月1日，在协议草签之后的国庆节，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就是在那一次，游行队伍中的北大学生在走到天安门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大型标语。

　　香港问题的解决，是小平同志亲自领导的，在协议草签后的一次中顾委会议上，他讲到这一年他就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沿海口岸的开放，另一件就是香港问题的解决。他说：其他的事，都是别人干的。

恶人先告状：美国核导弹技术领先中国30年(组图)

在解放军内部许多人看来，美国的军事实力、利用军力胁迫或操纵中国的可能性、以及阻止中国寻求自身利益的能力，都对中国构成了潜在威胁。此外，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威胁，以及解放军高层相信美国会在台海出现冲突时协防台湾这一事实，更加深了解放军领导人视美国为威胁的情绪。这种假想促使解放军对美国军事发展的关注，并为对抗美国军队作准备。
　　报告还宣称，解放军正在将核和常规导弹力量，揉合到其军事理论中。再者，中国的一些人正在质疑所谓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威慑战略。

　　由于报告宣称，中国的核战略可能会引起一场核战争。更得出“中国可能正试图利用携带核武器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展出悉数摧毁美国派驻太平洋的航母战斗群的能力。”的结论，因此在美国国家安全界吸引了众多眼球。

　　然而分析认为，该报告实属奇谈怪论。报告中提到的很多中国的军事发展动向，其实早在冷战期间美国就已经实现了。







1999年国庆阅兵式上的东风31型洲际导弹，东风31仍是一款单弹头导弹。

　　MIRV与MARV　

例如，报告中称，中国正进行利用MIRV（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核攻击中非常重要的系统，由一个单一洲际弹道导弹或者潜艇发射弹道导弹携带多个核弹头）和MARV（机动式再入弹头，在飞行过程可以改变攻击目标的核弹头）等反制武器应对潜在的导弹防御的实验。其实，美国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研制出MIRV，当时武器实验室已设计出小型热核。而小型热核是将MIRV部署到“民兵”导弹的要件之一。

　　至于MARV，数十年前也已经面世了。MIRV和MARV都是因应“三叉戟”和“潘兴-2”型导弹的研制需要诞生的。三叉戟具备躲避苏联的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功能。“潘兴-2”型导弹80年代就被部署在欧洲。




1980年代的美国潘兴2中程导弹已经拥有机动式再入弹头，
　　中国不过是在此基础上增加制导装置，可以打击航空母舰。






美国在1980年代发展的多弹头技术全球领先，却反过来指责别人。
　　美国的“迅速全球打击”计划

　　报告还提出，中国把“保证生存和攻击力量”作为重点；换言之，中国核部队必须要经得起核攻击，并保存实力进行反击。同样，这跟冷战时期美国的战略如出一辙，实际上也就是核战略家所谓的“二次核打击能力”，即核战力在遭敌方攻击后，还能存活下来并予以回击的能力。“二次核打击能力”被认为是核威慑力中至关重要的。

　　报告表示，中国决定“在发动第二炮兵部队力量时”，将同等级的弹道导弹核弹头和常规弹头，置于“互相接近”的位置，也加大了发生意外核冲突的危险性。其实美军也有类似计划。该计划名为“迅速全球打击”，拟用“三叉戟2D-5”潜射弹道导弹携带常规弹头，目的是要使美国空军在90分钟之内，打中世界任何一个指定目标。



　

　

事实上美国人才是核导弹改作常规用途的始作俑者。
　　图为“三叉戟IID-5”潜射洲际导弹

　　主张军控人士一直猛烈批评美国的“迅速全球打击”计划，批评它可能触发一场核战争。若计划得以成功，俄罗斯和中国的预警雷达将无法分辨来袭的美国导弹，到底是核弹还是常规的潜艇发射弹道导弹，或者洲际弹道导弹，因为它们发出的热信号都一样。如此一来，美国进行第一次核攻击的成功几率就大大提高了。为了避免遭受核攻击，目标国不得不将所有洲际弹道导弹袭击，都当作核袭击来应对，发射核弹以牙还牙。

　　讽刺的是，报告担心中国可能会在相信敌人即将攻击自己时，采取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却忘了正是类似“迅速全球打击”的计划，增加了这种可能性。

　　（编者注：读者注意，“美国人是核导弹改作常规用途的始作俑者”这个说法不是中国媒体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抗，而是有根据的事实。请参看：。）

中国股市政治化：一旦崩盘将影响十七大？

在中国，任何事情都可以跟政治扯上关系，股市也不例外。随著股市泡沫持续膨胀，人们已开始从政治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了。

有一种理论认为，散户投资者和投机者之所以敢这么疯狂，完全是因为他们相信，中央政府在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后（今年秋天）不会刺破股市泡沫。毕竟，北京方面希望能为如此重要的会议，营造一种经济繁荣、百姓富足的气氛。另一方面，股市崩盘是件让党很丢脸的事情，将有人不得不站出来承担责任。

副总理黄菊早前因胰腺癌入院治疗，坊间还传出了他行将就木的说法。因此，本来由他视事、监督国家金融经济事务（包括股市）的职责，已不得不由总理温家宝担当。

根据前面提到的理论，若在十七大召开前爆发股灾，无疑会为温家宝的对手提供了在政治会议上攻击温的借口，甚至会危及他的地位。同样，若股市在十七大后就随即崩盘，温家宝脸上也挂不住。

这一理论，似乎把股市泡沫与中共内部的权斗过多地搅和在一起，但支持者认为，它在某些方面还是有说服力的，比如中央政府不愿股市在十七大前后发生动荡。从这点来看，中国与世界上其它任何政府无异，也是试图令市场泡沫缓慢破裂，以免对社会和经济造成太大冲击。

无怪乎，就像80年代的日本和1997年的香港特区政府一样，中国刻下仍不愿对股市泡沫使出重拳。此外，别忘了市场泡沫经常不在政府控制之下的这个事实。

事实上，在股市目前是否投机氛围过于浓厚的问题上，中国政府内部有著截然不同的声音。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1月表示，中国股市正在形成“泡沫”，投资者面临投资行为不理性的危险。这是首位中国政府高层官员对股市最为公开表达的担忧。

然而，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却在5月21日称，当前“全民炒股”的情况可能并不像媒体所说的那么严重。他指出，在当前9,000多万的投资帐户中，3,000多万个是长年未动的死账户，只有6,000万左右的活跃账户。由于这个开户数涉及到沪深两市，而一般股民会同时在两地各开一个户口，因此可能只有3,000多万的活跃交易者。

而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更在5月19日公开宣称，“全民炒股是一件天大的好事”。鉴于市场经济是有监管的自由经济，他解释说，越来越多人将银行存款拿去炒股，还能帮助银行减少过多的流动存款。

5月24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在香港对媒体表示，很难预知股市存在泡沫与否。他还打了一个比喻，称股市如同啤酒：若没有泡沫就不像啤酒了。

这些官员的观点是否与总理的想法吻合，无人能知。5月16日，温家宝在上海举行的2007年非洲开发银行集团理事会年会上致辞时称，中国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有办法，妥善解决金融领域面临的各种问题，保持金融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分析人士称，总理自然是早已想好了对付股市的办法，才会显得如此自信。那他的葫芦里卖的是啥药呢？

温家宝绝计不会再从货币政策入手。为减慢信贷增长，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已多次提高了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但依然难以浇灭人们投资股市的热情。存款利率5月 15日提高了27个基点，也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目前，百姓手中的银行存款还有至少17万亿元人民币（2.2万亿美元）；上述的温和货币政策，很难动摇他们投身股海的决心。

透过增加沪深两市的股票供应量，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或许是总理政策的集中点。从市场角度来看，股市日前的泡沫多是因供应不足所致。

用数字来说吧。4月22日，沪深两市的A股企业为1,436家，总市值为17.46万亿元人民币，交易额为3373.3亿多元。然而，由于只有32.4% 的总市值（合5.66万亿元）是可交易的股票（其余近70%的股票都被国家抓在手里，不准流通），当日易手的占到了可流通股总量的6%。若实现了股票的全流通，这一数字将降为1.97%。

与之相比，香港股市同一天的市值为14.75万亿港元（1.89万亿美元），交易额超过了546.5亿港元。由于实现了全流通，交易额仅占市值的0.37%。

显然，要增加股票的供应量，政府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减持非流通股数量。事实上，政府没有必要持有上市公司70%的股份；要实现控股，51%的比例已经足够。据报道称，中央政府已开始起草处置国有股的法规。

增加供应量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加快企业上市步伐。据说，中国有10万多家国企符合上市的条件。

由于股市在之前几年持续疲软，证监会曾喊停了新股上市。如今形势一片大好，正是监管者加快上市审批的最好机会。私企和外资企业也应有权发行股票。证监会上周作出“鼓励中小企业透过股市进行融资”的表示，相信绝非巧合。另外，证监会也应取消对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的限制。

增加股票供应量的第三招，则是加快海外上市的国企“回流”国内股市。H股的上市企业发行A股，不会遇到任何政策障碍，因为企业运作均在大陆进行。至于由中国政府所有、但在海外注册的红筹股企业，若要进军国内股市，就有待证监会取消“外企不得在中国上市”的禁令。虽然顶著外资企业的帽子，红筹股企业的大部分经营仍在大陆展开。

温家宝在非洲开发银行会议的讲话后没多久，大陆媒体便爆出了证监会正考虑H股与红筹股企业下半年“回流”国内股市的消息。《21世纪经济报道》5月18日报道称，证监会决定“鼓励和支持六家香港和海外上市的大型国企，于今年下半年回归A股市场。”证监会圈定的这六大巨头，分别是中国石油、中海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建设银行和神华能源。

一位中国证监会官员对该媒体称，证监会准备在6月份上书国务院，希望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推动这些企业下半年回归A股的进程。

一旦取消了海外注册的企业禁止国内上市的规定，其它外资企业也将因此获得了发行A股的权利。一位上海股票交易所的官员甚至公开称，打算说服汇丰银行在上海发行A股。

当然，中央政府还可把“热钱”引向海外市场，特别是香港股市，以减轻国内市场的需求。事实上，政府已经在这么做了。

最近，北京一媒体还专门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大陆居民如何合法地参与香港股票交易。它写道，在参加“合格境内机构投资项目”（QDII）后，个人可通过两个渠道直接买卖香港上市的股票：一是在香港证券公司的大陆办事处开设帐户，一是将资金汇至香港。

这篇文章还提醒读者，“政府已放宽了外汇管制”。目前，个人的年度购汇总额，已由先前的2万美元扩大至5万。文章指出，H股在价格上比A股更具优势，因此非常值得购买。整篇文章，字里行间都透露著一股建议读者“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味道。对香港股市来讲，这绝对是个利好消息。精明的投资者已蓄势待发，准备大赚一笔。

在一个买方市场里，增加供应和减少需求，都是正确的调整方向。不过，股市走向未必与商品市场完全一致。在其它市场积累的经验表明，有时尽管政府措施的动机是好的，但仍难以阻止股市走向崩溃。

有一点是肯定的：股市若在十七大期间崩盘，总理温家宝的声誉和支持率将遭受惨重打击。当然，他的政治生涯不至于会因此而划上句号。

缺乏朱镕基的霸气 温家宝宏调股市屡战屡败

北京外交圈子最近流传江泽民曾内部批评温家宝掌管经济失灵，以致三番四次宏观调控仍冷却不了股票与房地产冲天的牛气。暂且不深究老江是否在「藉故发功」，不争的事实是北京确有不少老一辈高干，以至不同派系的知识分子责备国务院主要部委管理经济不力，以致牵涉国计民生的领域失控。一方面过亿股民天天在「金鱼缸」寻宝兼赌博；而同样庞大的弱势团体拚老命也解决不了房子、医疗、育这「新三座大山」的煎熬。

缺乏朱镕基的霸气

温总温文儒雅，在推行胡温新政「以人为本」的概念，尤其是把全国注意力从发展沿海「硬体」与「唯GDP增长论」转移到兼顾农民与民工利益等宣传工作上算立了一功。但温在抓具体政务时却缺乏他前老板朱镕基的「霸气」与魄力。先说「股市狂潮」，从今年初，几个财经部门已对非理性的牛气发出警告，而且动用了不少宏观调控举措，例如人民银行今年已五次提高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利率也抬高了几次，但每次提升的额度都非常有限，是「微调」多於大动作，给人印象是温内阁拿不定主意。而且因为党政部门的诚信已濒临破产，不要说股民，一般老百姓对高干的指令不是置若罔闻，就是「当反话解读」。

股民抓住中共心理

更严重的是，温内阁明显管不住爱说「怪话」的高干。上周掌管全国社保基金的前财长项怀诚大放厥词，发表了「股市有泡沫非坏事」论，说甚麽啤酒无泡沫就不像啤酒，股市「有点热度不是坏事」等等。但温总并没有像当年老邓批耿飙、黄华一样，说老项「胡说八道」！理由很简单，股市飙升的最大获益者当然不是升斗市民，而是与高干「同穿一条裤子」的商界大鳄；而当金鱼缸爆煲时，「买单」的同样不是各政商利益集团。

国务院也管不住各地诸侯。国内楼市迟迟不能降温的主因之一是地方政府当中央透明，视而不见。先不说官商勾结，买卖土地与房地产相关税收占不少城市收入的一半，干部都要保乌纱帽与构建「形象工程」，打压楼市等於宰了会生金蛋的肥鹅！而在朱?基内阁头一年已上马，由政府兴建类似本港廉租屋的「底价房」计划却一拖再拖。结果去年全国只盖了五万三千个公寓，正是杯水车薪。而全国有资格享受「低保」津贴的二千二百万城市居民中，只有三十多万户有权申请底价房。

当然，胡温政权对於社会积聚的矛盾不敢掉以轻心；股市大崩溃很可能引发骚乱甚至大暴动。讽刺的是，股民正是抓住中共惧怕「民反」的「输不起」心理，加上十七大靠近，中央不是财大气粗，随时可以「包起」股市吗？而牛气冲天不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工程」的最佳氛围吗？

英格兰牧羊犬模仿主人打台球 成台球神犬(图)

10岁“台球神犬”技惊四座
　　现年10岁的英格兰牧羊犬“蓝色”自从6个月时便跟随主人模仿台球动作，如今竟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打台球。由于球技高超，他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台球神犬”。

　　“蓝色”是一条英国种的博德牧羊犬，目前居住在英国萨罗普郡巴斯彻奇地区波利顿·阿姆村。据主人、39岁的建筑承包商杰夫·戴维斯介绍，“蓝色”当年刚来他家时只有6个月大，可是对台球却怀有天然的兴趣。每当杰夫在村里的酒吧举杆打球时，“蓝色”便会聚精会神地在一旁认真观察。

随着个头的长大，“蓝色”竟然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打台球。每次它总是用两条后腿站立，抬起两条前腿伏在球案边上，然后认真瞄准，最后用前爪猛地撞击一下主人事先为它架好的球杆。每当彩球应声落袋的时候，“蓝色”都会兴奋地围着球桌跑上几圈。杰夫由衷地感叹道：“看它打球时专注的神情，就好像是一个人。我做什么，它就跟着做什么。没有它不想尝试的事情。”



牧羊犬“蓝色”无师自通打台球


　　大家甚至按照网坛天才美少女辛吉斯的名字，给它取了个“飓风辛吉斯”的外号。

　　在家里，“蓝色”原本就有它自己的卧室，可随着主人家一名原有房客的搬离，它现在独自睡在一张双人床上，单独享有一个浴室和一台电视机。

邓文迪之外另一位嫁传媒大亨的华裔美女主播(图)

美丽+财富 嫁入豪门女主播
陈茱莉+李斯利·孟维斯

虽然有整容的嫌疑，虽然被同行质疑没有能力。但CBS华裔女主播陈茱莉照样把自己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有滋有味。

陈茱莉1970年1月6日出生在纽约皇后区的一个华人家庭。父亲是来自台湾的第一代留学生移民。陈茱莉在南加大大学毕业后不久，就进入CBS从小助理做起,经过几年的打拼，陈茱莉成为美国屈指可数的华裔女主播。但是她的业务能力受到同行质疑。有媒体说，陈茱莉主持节目后，收视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而孟维斯总是站出来替她说好话。于是，有分析认为，孟维斯娶陈茱莉不是看中其能力，而是她的年轻美貌。还有媒体说陈茱莉的美貌不是天生的，而是人造的。一家网站日前登出陈茱莉接受面部整容前后的照片。在公开场合，陈茱莉只承认8年前接受过眼部整容手术。主持一档叫做“The Early Show”的节目。 她的节目收视率的一路下滑，并没影响陈茱莉征服那个名为李斯利·孟维斯的老男人的决心——谁让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董事长兼CEO呢？







CBS董事长兼执行长李斯利·孟维斯(右）与他的新娘华裔主播陈茱莉（左）

据美国媒体报道，孟维斯今年57岁，事业一帆风顺。孟维斯和陈茱莉早就互相倾慕，虽然当年两人在CBS公开场合一再辟谣，但两人恋情当时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据了解，两人是于2005年伴着夕阳在墨西哥的一个私人住宅喜结连理。57岁的孟维斯因这几年带领CBS成为收视率第一的电视台，于2004年荣升成为CBS母公司Via-com的共同总裁。
　

点评：那些曾经对她指指点点嗤之以鼻的人，如今都要改口，恭恭敬敬喊一声“老板娘”了。

凤凰卫视高层涉非礼女秘 胁迫女事主答应其性要求

凤凰卫视爆出非礼丑闻，该公司一名高层被指涉嫌非礼一名女下属，据悉，该名高层更被指以不加薪作威胁，迫女事主答应其性要求，女事主在忍无可忍下报警，案件现由九龙城警区接手调查。凤凰卫视发言人回应称，暂不便评论事件。

消息指，涉案的高层年约四十多岁，已婚，主要负责市场拓展事务，并非负责制作及编采工作。至於女事主是该名高层的女秘书。

经常毛手毛脚

据了解，涉案高层被指经常向女事主借故「揩油」，毛手毛脚，并涉嫌多次向女事主传送一些大胆露骨的情欲电邮，令女事主大受困扰。消息指，近日这名高层涉嫌以加薪问题，威胁女事主答应其性要求，若女事主不就?，便无法获得加薪；女事主忍无可忍，决定报警求助。

据悉，警方接报后，日前曾派员到凤凰卫视位於红?海滨广场的办事处了解事件，而女事主现正放大假。

消息指，涉案的高层被指经常以色迷迷的眼神望女同事，令该公司不少女同事对他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目的与他尽量保持距离。又有消息指，这名高层曾与凤凰卫视多名女主播传过桃色绯闻。

36岁女子报案

警方发言人表示，於本28日接获一名36岁女子报案，声称其在本月22日於红堪区遭一名男子非礼，案件正交由九龙城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一队跟进调查，暂未有人被捕。

以普通话为播放语言的凤凰卫视於96年3月31日播，现拥有五个频道的节目，在亚太区、欧洲及北美合共80多个国家及地区播放。总部设於香港的凤凰卫视是目前在内地收视最高的海外电视台，其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是内地军人出身。

扫描中国18万“洋打工”：中国“海归”带来压力

　5月中旬，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06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表明：到2006年年末，持外国人就业证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达18万人，比2003年底增长了近1倍。“洋打工”主要集中在东部大城市，上海最多，到2006年底在沪就业的外国人达54608人；北京第二，持就业证的外国人有30484人。第三是广州，今年一季度持就业证的外国人约6800人。18万肤色各异的“洋打工”，已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洋打工”：中国就业新大军

　　“我就是喜欢中国，最喜欢北京，”白利德操着不很流利的汉语说。今年是这个澳大利亚人来到中国的第16个年头。他在北京语言学院毕业后，往来于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在中国学习汉语，回国研究中国历史；再到中国工作，与北京姑娘结婚……如今，他是北京某英语培训机构的一名教师。

　　“洋打工”们来自世界各国。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在京就业的外国人，主要来自美国、韩国、日本、英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在上海工作的外国人来自130多个国家，其中日本占28.6%、美国占12.3%、韩国占8.9%；在广州工作的外国人来自108个国家，日本、印度、韩国、美国居前四，其中来自日本的占29%。可见，日、美、韩已成为中国外来就业者的最大输出地。

　　“洋打工”已是中国大都市职场上一支不容忽视的就业队伍。他们的到来，体现出中国更加开放，也体现出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的中国正散发出空前的魅力。

　　高门槛：老外也有就业愁

　　3年前从美国来华的彭睿今年30岁，是美国英迈专业语言培训机构北京分公司总经理。这个金发小伙雇有20多名外国员工。说到3年来中国就业环境的变化，他认为对外国人来说，在中国就业的门槛在逐渐抬升。

　　目前在上海就业的“洋打工”队伍中，位居正副董事长、正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人事总监等高级管理职务的约占25.4%，担任高级技术人员的占6.1%，在外企常驻代表机构任首席代表的占3.1%。他们从事行业的前5位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及其他服务业。这些“洋打工”多为学历较高者，其中博士占2.6%、硕士占16.4%、大学占69.4%。另据调查，在广州工作的外国人也主要集中在外资企业、台港澳企业和外企常驻代表机构。

　　有关专家表示，中国中低端劳动力市场已经饱和，目前中国最需要的是具有国际化经营背景的高级管理人才和研发人才。对此，原劳动部、公安部、外交部于1996年联合发布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要求外国人在华就业须持有《外国人就业许可证书》。这样做，有效地抑制了非法就业，把中低端外国劳动力挡在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之外。

　　“洋创业”：在华发展新思路

　　陆麦特是1997年来到中国的新西兰人，没有就业之愁，因为他已是拥有一家国际标准专业健身中心的“洋创业”者。

　　陆麦特刚来中国时，在一家乡村俱乐部管理健身房。3年后，30岁出头的他发现，中国的中高档健身市场机会多多，就想到了创业。找中国同行咨询，做市场调研，锁定目标人群……陆麦特整整忙碌了3个多月，终于把申请注册材料准备齐全。2001年8月，他与人合资的进步健身中心，在北京CBD商圈的大北窑开业。“一切都挺顺利”，陆麦特对6年来的创业路颇感满意。如今，进步健身中心旗下已有两家分店，成为北京最大的健身中心之一。

　　如今，餐厅、酒吧、美容、娱乐、健身等服务业，都是外国人在华创业的重要领域。

　　现在“洋打工”们感到，日益增多的中国“海归”对他们构成了直接的压力。陆麦特认为，迅速抢滩中国市场，是“洋打工”们的生存新思路。

　　很多跟陆麦特一样已在中国打拼多年的“洋打工”，走上了在华创业的道路，而且情况良好，因为“中国市场‘非常巨大’”。

　　陆麦特表示，尽管申请、注册并不简单，但“机会大大多于麻烦”。对于希望当“洋创业”的人，他给予忠告：要了解中国市场，熟悉中国政府的相关规定，最重要的，“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不懂就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