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再提“入常”，中国如何应对？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德国参加八国峰会时，会见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新总统萨科尔齐，取得了德法领导人对日本希望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下简称“入常”）的支持。默克尔政府支持日本“入常”的要求，之前已有所表达，而法国新任总统对日本“入常”的支持，则是给日本吃的一颗极其重要的定心丸。

　　有消息显示，今年7月，日本可能提出一份关于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新方案，再次启动两年前无果而终的“入常”努力。面对日本再次启动“入常”努力，中国官方和民间到底如何应对，这将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不同的氛围，相同的难题

　　众所周知，2005年，针对联合国机构改革问题，日本与德国、印度、巴西三国一起，组成所谓的“四国俱乐部”，正式启动“入常”努力和程序。但“四国俱乐部”成员却各自遇到各自的支持国和反对国：以日本为例，在安理会几个常任理事国中，美国和法国明确表示支持日本“入常”；但在“四国俱乐部”中，美国却只对日本“入常”表示支持，对其在欧洲最大的盟国－德国的“入常”申请却明确表示反对，对印度表示理解而对巴西则“无所谓”；而中国则对德国、印度的“入常”申请表示支持，但对日本的要求却不置可否。

　　显然，各大国在其中都有自己的利益和战略考量。对中国而言，日本“入常”带来的既有历史情感的因素，也有现实和未来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因素；既有政治层面的缺乏信任，也有民间的情绪化反应。而所有这些复杂的心理，就转换成为中国民间对日本“入常”的强烈反对，以及政府层面强调联合国改革应注重地区平衡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平衡。尤其是2005年4月的中日民间风潮，及随之而来的的全球数千万华人反对日本“入常”的签名，更使其时的气氛充满了情绪化和火药味。

　　今年日本若再次启动“入常”努力，就中日关系的表面氛围而言，显然已与两年多前不同，中日高层往来的恢复和民间情绪的冷静就是明证；但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却依然存在，其基本特征就是“两强并列”态势和复杂的民族心理调适，以及中日关系置身其中的地区间错综复杂的战略格局。

政府和民间的应对之道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中国官方还是民间，一方面都无法继续两年前或回避或激烈反对的态度，但另一方面则也无法立即做出支持的表态。毕竟，中日关系的态势与两年前相比，已经不再那么紧绷，中国（即便是民间）要激烈反对日本“入常”，也已没有充足的理由；但由于中日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中日之间的复杂战略格局，双方人民心中 的心结并未完全解开，因此要中国政府和民间支持日本“入常”，恐怕不是一件在短期内可以期待的事情。

　　在取得共识之前，在常任理事国的组成上，中国继续强调地区平衡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衡，也许不失为一个权宜之计；而且适时考虑日本与其他国家结成的新的攻守同盟，酝酿新的应对方案，一如两年前从日本的“四国捆绑战术”到中美在“四国捆绑反对”方面找到利益交集点，亦即巧妙地将日本“入常”问题化解成为非中日双边问题。

　　对中国民间而言，重复两年前的情绪化激烈反对，显然与中日关系的最新态势不相吻合。当然，不可期待民间发出同一种“政治正确”的声音，但理性、冷静面对却是必须的。与此同时，中国学界和舆论则须开启一种理性探讨的氛围，亦即日本“入常”将给中日关系和地区格局带来哪些深层的影响。只有当拥有足够的资讯和思维指引，民间才能出现理性的思考空间和成熟的公民行为。
借此梳理微妙心理结构

　　其实，日本“入常”在为中国外交和中国民间带来难题的同时，也为中日关系带来新的思考空间。中日关系究竟能否超越“两强并列”期的茫然、冲动和迷失？中日民间能否理性梳理情绪？尤其是中日领导人之间能否建立某种默契，并以此来引导各自国家的民意？这些问题实际上涉及中日关系的一些根本东西。

　　中日领导人之间的的默契，相当程度上将决定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其中自然包括双方在日本“入常”问题上的磨合）。上世纪中下叶，中日领导人彼此比较了解，存在某种程度的默契，由此具有较为宏观的视野。近年，这一现象有恢复之势，但安倍周前在欧洲期间的做法却让人觉得距这一默契尚有很长距离：安倍一方面要求德法支持日本“入常”，另一方面则又游说欧盟不要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这样的做法很难让中国民众在日本“入常”问题上改变态度。

　　面对日本再次争取“入常”，中国如何应对，未来有三个层面可以区分：一是政府对策，这自然涉及到中国对联合国改革的整体思路，以及地区间席位的平衡，相信短期内不可能有重大突破；二是民间的理性情绪梳理，虽非一日之功，但至少应避免出现两年前的民间情绪动荡；三是媒体和知识界有必要开启理性探讨的氛围。

　　借着直面日本可能再争“入常”这一事实，中日两国若都能藉此思考两国关系和人民心理结构中一些深层而微妙的东西，并在理性的氛围中思考两国关系未来的走向，那么所谓的“支持”还是“反对”，倒是次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