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渐进民主的方案
中国大陆流行一句话：细节决定成败。此话虽然有点夸张，但也道明了在施政和变革过程，必须有合理的方案，方案的设计甚至关系到政策的成败。中国民主化的道路选择（特别是民主制度的逐渐建立），是一个复杂而重大的课题。至今为止，专家学者和现实探索中，中国民主化的思路形成了以下几条。笔者想就这些方案，做出初步的评论。
一、中共建国之初的民主联合、多党执政模式（即所谓新人民民主模式）。如第一届政府便是在召开多个政党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后，通过临时宪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实现多党联合执政。该届中央人民政府，6位副主席中有3位是非共产党人士，即民主人士宋庆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民主党派人士沈钧如任最高法院院长。
二、基层民主选举逐级向上举行。现在，中国大陆的选举，主要是在村一级。许多观察家包括学者认为，下一步可以在乡镇举行选举。然后逐步向县一级、省一级甚至全国推进。
不过，一些学者指出，这种逐级向上推进的民主选举，可能会诱发地方政治、导致地方分裂主义。前苏联和台湾，便是先搞地方选举，再搞全国或全区选举，但都让地方分裂势力抬头。
三、党内民主。在这方面，越南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差额竞选，差额比例有时为6.7%。如2001年的越共九大，160名候选人竞争150个中央委员席位。在2006年的越共九大，候选人事先向全国公布，民众可对他们进行讨论。中央委员会对国家大政方针有相当的发言权，防止一个或几个最高领导人独断专行。
四、执政党议会化模式。执政党首先赢得选举，控制议会，取得合法席位，再组成政府施政。最典型例子是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主导的精英国会模式。人民行动党党员人数很少（恐怕不到人口的1%），但素质高，品质好，避免了在许多共产党国家党员过度发展、党员素质不高的问题。人民行动党员要在政府得到较高职位，须在全国国会选举中获胜，通过选举的洗礼考验，得到选民的认可，当选为国会议员。执政党然后从议员中挑选政府部长或内阁成员，执政党领袖成为最具决定权的总理。
越南也在向此模式迈进了好几步。越共推选国会成员从基层单位开始，要通过三轮直接选举，才能进入国会。国会议员候选人必须面对基层选民，解释政纲。候选人有时可能比议员席位多30%。国会议员可在全国电视前公开质询政府部长。如部长事先准备不好，回答不好，则会丢脸，甚至被指不称职。现在，有四分之一的议员是专职的。这就大大提高了越南国会的议事和监督政府的能力。
五、日本自民党的党内派系合法竞争、在党外与多党全国竞争的模式，其中又可分成两部分。一是执政党内派系公开和合法化；二是执政党与多党竞争，但又在绝大多数时间内控制政权。日本自民党自1955年成立以来，直到1993年，一直赢得大选，控制政府。仅在1993到1998年，自民党未能控制政权；1999年，自民党又重新执政（与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
可能不是单一的选择
从可行性和稳健性来说，中国未来民主的道路，可能不是单一的选择，可以是多个选择同时进行。
首先，中共可逐步恢复建国初的多党联合执政模式。让非共产党人士担任政府或国家的职位，如部长，甚至法院院长、监察部部长、省长、县市长、乡镇长。
此次，中共可学习越共，扩大党内民主。在推举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成员时，举行党内的公开差额选举。得票低的人则不能担任中央最高领导、部长、重要省份的首长。另外，在一些重大项目或政策方面，应提交中央委员会讨论和表决。省市党委的产生，也可通过党内公开的差额选举。另外，赋予各级党委会权力，以监督同级党领导的操守，审查他们决策过失，质询同级领导。
在此，中共和联合执政的民主政党，应逐步议会化。即各个执政党参与各级人大代表的提名、竞争选举，成为人大代表，再进入政府。
人大代表人数应大量精简，并成为专职人大代表。现有的近3000名代表人数，使人大规模庞大，无法有效讨论国事。人大代表人数应精简到500人左右。现在仅约6%的全国人大代表是全职的。其他非全职的人大代表难以发挥作用。人大代表人数在精简后，应是专职的，专门代表执政党为选民服务。
全国人大应逐步废除由下一级人大代表推举的间接选举制度，直接由选区中选民选举产生。今后，全国人大代表应成为执政党和联合政府中政党代表全国选民的机构。中共可与民主党派协商议定各级人大代表候选人与人数，候选人要与选民见面，解释政纲，帮助所在选区选民反映民意，监督同级政府。
各级政府部门的首长，应在赢得同级人大代表资格后，才可被人大任命。这样，人大便成为执政党赢得民众支持的主要、任命政府高官的重要组织。为此，各级执政党的领袖，可在赢得选举后，任同级人大的首长。
基层选举逐步升级
基层选举的逐步升级，可先到乡，再到县，再到市。但是否到省一级，应该谨慎。因为，如再没有搞全国的大选，而先搞省的选举，很可能激发地方主义，地方选举出来的领袖，认为自己比全国领袖（未经全国大选产生）有政治合法性，从而挑战国家领袖，造成国家分裂。前苏联民主化时，民主选举产生的俄罗斯共和国领袖耶尔辛，便挑战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耶尔辛还联合其他共和国领袖，从苏联分裂出去，造成苏联的瓦解。如人大代表的公开选举要从基层到全国逐级进行，也需考虑地方主义因素。
一个解决方案，便是省级与全国的选举，应同时进行。这样一来，省与全国的权力机构和官员，都是由选举产生，省级官员无法挑战中央官员。
另一方面，如政党走议会化道路，从县级，再到省级和全国，人大代表都是同时由选民选举产生。最好，各级地方各部门行政长官（除下面提到的中央政府监督地方的钦差之外），都由地方人大（即控制地方人大的政党）任命。这样一来，则基层选举的逐步升级，必要性不大。
就上述讨论的结果看，中国民主化道路比较可取的选择有：一党主导下的多党联合执政（新人民民主）、党内民主、执政党议会化、基层民主选举逐级上升。最后才是党内派系合法竞争、在党外与多党全国竞争的模式。
中国民主化，就像中国经济改革那样，是对中国制度的一场重大改革，意义深远。它关系到中国能否建立和谐社会，也关系到中国能否成为世界上持续性的强国。这也注定了中国的民主化道路，会有许多中国特色，会有一个摸索、试验、总结和深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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