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香港主权回归已整整十年。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画卷上，这个曾经的小渔村、这个历经一个多世纪外族统治的前殖民地，注定要扮演一个无可替代的角色。
我在给大陆《凤凰周刊》撰写的卷首语中说：“一国两制”的构想，为长达14年过渡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双赢共存，为香港主权的和平交接以及港人的心理调适提供了更多空间。其中，中国始终坚持改革开放路线，是最大的外部推动因素，而“后过渡期”的香港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正因如此，80年代末北京那场政治风波，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都未曾改变香港和大陆逐渐接近的进程。
强烈的香港意识
“香港意识”和“香港认同”，在70年代以前是何其陌生的概念。香港意识的萌生以及“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构想的提出，是香港身份认同的开始。对于难民痕迹明显、移民印记凸现的地方来说，多数人选择留下来见证历史，选择了对香港的认同，这是一种进步。
真正意义上的身份认同，从1997年进入了全新境界，并经历了严峻的洗礼和考验。这是一条不归路程。身份认同意识的逐渐提升，体现在多次举行由数十万人参加的政治集会。无论是狂风暴雨，或是烈日当空，那种无需动员的自动集结，自始至终的井然有序、守法守纪，呈现了中产阶级政治性格的可敬。它是香港身份认同的里程碑，被视为“经济动物”的香港人完成了政治意识的发育。
而恰恰是这种参与意识，印证了香港的身份认同感，勾勒出了香港回归十年的音符与《义勇军进行曲》的交织互动，俨然是一首和谐的奏鸣曲。
香港资深文化人陈冠中在接受媒体访谈时指出，九七回归之后，香港人的国家认同一直是一个热点问题。但关于香港人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这纯粹是一个伪问题，是社会学家人为制造出来的政治分裂。
但是，参与香港回归进程，包括起草基本法、筹建特区政府的行政会议议员梁振英，6月1日在香港媒体发表的《人心尚未回归，国人仍需努力》的文章，指出相当部分的香港人对国家的归属感仍然薄弱。
他说，其中有许多原因，包括国家积弱百年，多数港人或家庭成员因曾经受到大陆极左路线的冲击而心有余悸；大陆近些年来贪黩腐败成风，导致疏离感萌生；英国殖民政府对港人长期分而治之的策略奏效。
梁振英在肯定港人对国家认同感渐有进步的同时，强调指出，自豪感是人心回归的积极条件，但不能证明人心已经回归。而任何一个地方的居民对所属社会或国家没有归属感，没有向心力，那这个社会和国家就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因此对于人心回归不能操之过急，也不应放任自流。
家国情怀不容质疑
这位被定格在“爱国爱港”区块的政治精英慨然写道，没有一个社会有与生俱来的向心力，人们没有这样的遗传因子，香港人和中华民族也不例外。
身份认同、归属感、自豪感、凝聚力、向心力，几乎是一个水平线上的关键词，究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政治现实，还是政治学家、社会学者主观设定的伪命题，在多元结构的香港居民中，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
不可能要求香港750多万市民对国家或者香港有强烈的归属感，也不能使用统一的标尺对所有港人做一个衡量和规定。即使在最具政治意识的大陆，今时今日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
即使在殖民地时代，香港的中国人也许最具家国情怀，对中国大陆所发生的种种政治、经济、社会变迁，都予以极为高度的关注。
这一群被视为政治冷感的“经济动物”，当年何以出现百多万人上街，对北京那场政治风波表达忧心和愤怒？何以在90年代大陆多次遭遇重大自然灾害时慷慨捐助，不断刷新捐款捐物的纪录？何以在九七回归之夜保持难得一见的平静和淡定？何以在临时立法会选举中创下近50％投票率的历史最高纪录？何以在金融风暴、禽流感、沙斯以及特区政府管制危机等冲击下，没有出现任何非理性的举措？
即使是50万人上街对23条立法表达忧虑，即使特区政府振兴经济不力、民意支持率创低、中产阶层承受力达到引爆点的时候，香港社会依然相对稳定、法治秩序依然稳固、经济运行未曾失序。
这种家国情怀，这种对香港的认同感、归属感、向心力和凝聚力，难道还需要任何人为的提炼和拔高么？
我完全同意梁振英的观点，没有一个社会有与生俱来的向心力。向心力不是强加于人的，必须耐心和努力培植，而且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香港未来的发展路向已定，没有任何人、任何外部和内部因素可以改变。中国的香港人和香港的中国人，意义和内涵是一致的，无须作任何政治和学理上的争辩。它并非是伪命题。
除了个别人之外，多数港人对自己的血脉传承从没有自我贬低，也不会自我否定。梁振英所担心的人心尚未回归，其实是指港人对中共政权的认同度，还无法达到北京或者爱国爱港群体所期待的程度。
对于相当多数港人来说，比较普遍的心态是“爱国爱港,但未必爱党”。这恰恰是特区的特色和常态，说明中国执政党要真正获得港、澳、台的由衷认同，还必须做更多的努力，包括民主法制的建设，清明政治的确立，民众的政治参与权以及贫富差距的缩小……